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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是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史上最为意义深远的事件。要完整描述这次访问演出获得的巨大成功，不仅需要提到梅兰芳从美国纽约百老汇开始并且包括多个大城市重要剧场巡回演出产生的反响，更应该提及这场持续数月的出访在美国主流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后一方面看，梅兰芳访美成功的显著标志主要包括：威尔逊总统夫人领衔，包括美国主流社会众多知名政治家、学者、艺术家和商界名流组成了梅兰芳访美后援会；梅兰芳所到之处，均由市长(如旧金山、洛杉矶、夏威夷)或该市著名大学校长(如芝加哥)亲自主持接待，各地戏剧界名家参与并组织相关活动，有城市将梅兰芳到访之日命名为“梅兰芳日”；南加州大学和波摩那学院授予梅兰芳名誉博士学位；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章发表大量报道及专业评论，纽约记者俱乐部为梅兰芳举办盛大招待会，当时最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斯达克·扬亲自撰写长篇剧评③。这些重要的指标，均足以证明梅兰芳的影响力，这次演出完全超出了商业性质，更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或文化交流。 梅兰芳访美取得的巨大成功，并非得之偶然。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梅兰芳出访美国完全没有官方的背景，这只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但是梅兰芳访问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绝不是梅兰芳自己甚至加上他身边的“梅党”所能为之。我们看到，有诸多因素在梅兰芳访美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此前的研究中，尽管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及梅兰芳访美成功的原因，但我们还是可以再加梳理。这些关键性的因素包括：(一)在美国主流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华美协进社负责接待与协调梅兰芳访美演出事宜，尤其是司徒雷登居中协助，中国和美国知识界领袖胡适、杜威鼎力支持；(二)著名戏剧学者张彭春、齐如山等人为梅兰芳访美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撰写了详尽的中英文介绍文字，并且还聘请在美国留学的杨素女士④在演出前用英文为观众介绍剧情，成为美国观众了解梅兰芳及其表演的重要桥梁；(三)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为梅兰芳访美特别举办盛大招待会，规模空前，参加者均为美国社会名流；(四)民间力量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通过民间渠道完成了访美经费的筹措。这些复杂的因素，其实包含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文化领域几乎所有的重要方面，也涉及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领域所有的重要力量，决不只限于“梅党”，而且，“梅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 有关梅兰芳出访美国的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并不充分，现有的研究中，论者多借助齐如山陪伴梅兰芳访美归来后撰写(或曰“口述”)的《梅兰芳游美记》⑤以及梅兰芳访美期间《申报》等报刊登载的少数报道。齐如山的记录以及当时的各种报道，多指出梅兰芳访美前“梅党”成员为他做的充分准备，如果仅依齐著，又以齐的贡献最为彰著。从这些资料所披露的情况看，“梅党”这个庞大的团队确实为梅兰芳的出访做了非常重要而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访问演出所需费用的筹措完全依赖于“梅党”，尤其是其中最主要的成员，也是在梅兰芳艺术生涯中最早且最持久地扶持、资助他的银行家冯耿光，还有在北平主持为梅兰芳筹款的李石曾等等；“梅党”的其他成员，尤其是齐如山，为他做了大量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包括介绍中国戏曲的《中国剧之组织》和介绍梅兰芳的专门文字，还有用“图谱”的方式绘制的介绍京剧及梅兰芳的大量图片，这些工作在向异域的观众直观地阐释梅兰芳的艺术方面，都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这些工作并不是直接导致梅兰芳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我们将梅兰芳访日与访美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梅党”在梅兰芳的艺术传播领域所做的贡献以及局限。 梅兰芳访美并不是他首次出国，1919年和1924年梅兰芳两度赴日本演出，并产生极强烈的反响。尤其是1924年，东京最重要的演出场所帝国剧场重建，选择梅兰芳剧团担任剧院竣工后的揭幕演出，可见其表演之成就、价值和重要性，早就得到日本戏剧界的肯定。但是从梅兰芳与京剧的传播方式角度看，梅兰芳之所以愿意访问日本，首先是日本剧场经营者的邀请，邀请方给他支付相当高的报酬，因此他赴日本演出与他去上海演出，并无太大区别，商业演出的特征要远远大于文化交流的意义。梅兰芳之所以可以在日本从事商业演出，而且从事后看经营者也因此获得相当好的收益，是因为在此之前，梅兰芳的名声已经广为日本普通观众所知；而梅兰芳的表演与日本戏剧表演之间自有相通之处，所以帝国剧院安排梅兰芳与日本演员同台演出，效果良好。诚然，在他赴日之前，“梅党”成员出力甚多，但从根本上看，他赴日演出依托的主要是日本的财阀与戏剧界人士，东京帝国剧场董事长大仓喜八郎以及日本著名学者龙居松之助、日本戏剧界泰斗坪内逍遥等人，都给予他的访问很多支持，更得到旅华并在北京《顺天时报》撰写了大量戏曲评论的日本学者辻听花等人的协助。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现藏有日本近代戏剧大师坪内逍遥之子赠给博物馆的《梅兰芳上演曲本概要》，内文主要就是辻听花撰写的《关于梅兰芳》和梅兰芳主要演出剧目的介绍。所以，当梅兰芳于20世纪初访问日本时，他与日本学者、日本戏剧界乃至于日本普通观众、日本社会上层人士之间的交流，并无多少障碍，他并不需要借助特殊的途径解决跨文化国际交流经常遭遇的鸿沟。事实上，日本早就有很多梅兰芳的戏迷，他们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梅党”团体。梅兰芳在帝国剧场的演出以及他的团队与剧场经理人及日本戏剧界的交流，毫无阻滞，更有日本多位学者为他写文章介绍，这些都保证了他在日本演出的成功。 如果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梅党”所做的工作都可以确保梅兰芳的艺术与普通观众之间交流无碍，但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主流社会和普通民众对梅兰芳还没有足够多的了解，更不可能有日本那样的拥戴者群体。反观国内，包括齐如山在内的“梅党”，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与美国观众以及美国社会沟通。他们为梅兰芳出访所做的工作，在日本的推广传播固然非常有效，不过要由这个群体在中、美这类差异较大的文化体间从事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他们的认知和能力都有明显的局限。 梅兰芳访问美国之前，美国学界、戏剧界以及主流社会对他的了解非常之有限，不仅对他的了解很有限，对东方戏剧的整体了解都非常之有限。这一点从梅兰芳访美过程中美国新闻界与戏剧界的评论也可见一斑。在这些报道与评论中，美国人对梅兰芳的表演美学充满惊奇感，足可证当时美国与中国文化差异之大，而美国戏剧界和普通观众从未做好欣赏梅兰芳表演的思想、心理与艺术的准备。因此，梅兰芳访美面临着他以往从未遇到过的困难，他在日本的成功难以在美国轻松地复制，而我们从包括齐如山在内的“梅党”成员的著述与回忆中，也看不到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与努力。 我们理解梅兰芳访美的成功，必须超越现有资料，超越“梅党”的视野。 梅兰芳访美过程中留下很多珍贵的照片，包括梅兰芳与各地的政要、艺术家的合影以及梅兰芳自己的团队在各地的留影。众多照片里，梅兰芳身边经常出现同一些陪伴者，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梅兰芳访美的核心团队成员。 在这些照片里，最频繁出现的并不是和梅兰芳一同出访演出的其他演员或乐队成员，而是表演团队之外的三个人：张彭春、齐如山、黄子美；另外出现频次较多的，是前述担任英语介绍的在美华人留学生杨素。如果我们看齐如山的《梅兰芳游美记》，容易只看到齐如山的作用而忽略其他。然而，仅从为梅兰芳访美准备资料的角度看，将戏曲及梅兰芳的资料译成英文，就已经超出了齐如山以及通常人们所说的“梅党”的能力，更不用说将梅兰芳的唱腔编撰成《梅兰芳歌曲谱》。如果没有音乐家刘天华的参与，它的编撰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与“旧文化”相异的那个“新文化”群体的身影，其中在艺术上贡献最显著的，就是在这些照片中始终站在最突出位置的张彭春。在梅兰芳访美之前，张彭春就已经承担了撰写相关介绍、协助翻译资料的重要工作，更在梅兰芳刚踏上美国的土地后，被剧团礼聘加盟，他是梅兰芳访美演出期间所有剧目与演出安排时最依赖的参谋。张彭春既非“梅党”，无疑也不是“旧文化”范畴中的人物。张彭春有美国留学的经历，虽然并非以戏剧为专业，但没少参加各类戏剧活动，回国后在其兄长张伯苓任校长的南开任教，成为南开最初的话剧创作、演出的组织者，并担任导演。他与“旧文化”几无瓜葛，是典型的“新文化”阵营中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