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已很难再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这样重大的发现，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十多年间，经过研究者的努力搜求，还是有不少戏曲文献的新发现，从数量上来看还是相当多的。根据内容及性质的不同，这里把这一时期新发现的戏曲文献分为如下两类，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类是新的戏曲作品的发现。这些新发现的戏曲作品有的是未见著录者，有的则是早知其名、未见其书者。其中有一些是创作于明清时期的戏曲作品，主要有如下几种： 明传奇《绿袍记》。该剧为著名学者张志岳旧藏，系明刊本，扉页题名《陈眉公先生批点绿袍记》，目录页题名《新刻俆刘掷钗绿袍记》。全剧分上下卷，共二十四出，叙书生刘湛与徐峰娘的爱情故事。该书诸戏曲目录或未著录，或虽著录而云未见传本，当系海内孤本。“这部戏剧尽管算不上明代戏剧的精品，但对了解明代后期戏剧演出情况及其文化背景，还是有相当价值的”[5]。 清传奇《红罗记》。该剧藏于南京图书馆，为清人秦子陵所作，系稿本。该剧未见任何书目著录，共四卷四十四出，叙书生黄玠与吴绿筠、曾云娥之间的婚恋故事。该剧的发现不仅使人们得见一种新的戏曲作品，还为“进一步了解秦子陵提供了更多的信息”[6-7]。 清传奇《北红拂记》。该剧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作者曹寅，系抄本，为近人邵锐所抄藏。该剧虽见诸著录和记载，但长期以来未见其书，后于2004年发现。全剧共十一出。该剧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清前期戏曲研究的内容，而且对深入研究曹寅的个人生平事迹、文学才能，乃至他可能给予曹雪芹创作思想、艺术修养带来的深刻影响，都将是一份可靠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8-9]。 此外还有在河北省安国市发现的以中药拟人的剧本《药绘画》[10-11]、在福建泉州发现的明中叶福建地方戏曲刻本[12]等。在学术积累日渐丰厚的今天，发现明清时期的戏曲作品已变得越来越困难，成为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但经研究者努力，十多年间还是发现了一些，虽然数量并不算多，但对相关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这一时期新发现戏曲作品更多的则是流传于各个地区的近代地方戏抄本，如在浙江戏曲志资料库中发现的西安高腔记录本《太平春》[13]，在江苏金坛发现的秧歌灯抄本《秧歌灯》[14]，在山西临猗县发现的七种锣鼓杂戏抄本[15]，在福建大田县发现的作场戏抄本《丰场总纲》、《人场全本》[16]，在近代报刊、书籍中发现的洪炳文三种剧作[17]，在天津图书馆发现的洪炳文《再来缘乐府》[18]，等等。这些剧本的抄写时间虽然比较晚，多在晚清或民国时期，但其来源往往较早，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实施，随着研究者搜罗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一类地方戏作品在今后还会不断被发掘出来，目前学界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还有较大的学术空间。 第二类是新的戏曲史料的发现。这一时期新发现的戏曲史料数量比较多，内容也比较丰富，涉及戏曲研究的各个方面。就其内容和类型而言，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首先是新的戏曲著述版本的发现。这些戏曲著述早有版本传世，但又发现了新的有价值的版本。这一时期戏曲著述版本的新发现主要有如下两种： 一是高奕《新传奇品》版本的新发现。该版本系郑志良在上海图书馆发现，收在清人顾沅编辑的《赐砚堂丛书未刻稿》第一册，为黄裳旧藏，题名《续曲品》，卷首为题署“康熙辛亥孟冬上浣”的《续曲品叙》。“它和现在通行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所收的《新传奇品》有些差异，而且，它提供了《新传奇品》成书的重要信息，并可用来校勘通行本的不足之处”[19]。 二是王国维《优语录》版本的新发现。《优语录》系王国维所编戏曲资料集，通行的为《国粹学报》所刊本。这一时期先后发现了两个《优语录》的新版本：一为《盛京时报》所载增补本。该本较之《国粹学报》所刊者，不仅分上、下卷，且内容也多出不少②，增补有四十二则，自序也有所修订[20]；一为《申报》所刊本，在内容及编排上与《国粹学报》、《盛京时报》均有所不同[21]。这样，学界可以看到《优语录》的三个版本。两个新版本的发现对了解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过程及戏曲观念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是古代剧作家佚著佚文的新发现。这些佚著佚文虽然不是戏曲作品，但对了解剧作家的生平经历及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深入了解其戏曲作品也是很有帮助的。其中以汤显祖佚著佚文的搜辑最受关注，发现也是最多，就笔者所知见者，十多年间陆续发现了如下一些：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花间集》中发现的11条汤显祖评语[22]，在浙江遂昌《大桥姜氏宗谱》中发现的为姜氏始祖迢公所写像赞[23]，在浙江遂昌《郑氏族谱》中发现的为明人郑秉厚所写碑文《太中大夫苍濂郑公神道碑》[24]，在浙江遂昌《遂昌西郭周氏宗谱》中发现的为宋人周从中所题像赞[25-26]，在明人俞安期汇编《启隽类函》中发现的三篇信札《上张洪阳阁下启》、《贺王翰林启》、《代谢少司马汪南溟启》[27]，在明人卓发之《漉篱集》中发现的评《蓟丘集》文[28]，在清人黄静御《听嘤堂仕林启隽》中发现的《候章科刘公启》[29]，在明刊本《苏愚山洞续集》中发现的李应策策论批语[30]。 在此方面，以江巨荣、郑志良、汪超宏三位学人用力最勤，所得也最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