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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巨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爬梳各类典籍，相继辑得七篇汤显祖佚文，包括在《名山胜概记》中发现的《名山记序》、《记山阴道上》[31]，作者推测《记山阴道上》佚文“当属伪作”。在明人彭辂《彭比部集》中发现的《彭比部集序》[32]，在陈完《皆春园集》中发现的《皆春园集叙》，在沈思孝《溪山堂草》中发现的《溪山堂草序》，在李言恭《青莲阁集》中发现的《李秀岩先生诗序》，在周更生《虞精集》中发现的《虞精集序》[33]。 郑志良在明清各类典籍中辑得汤显祖佚文近二十篇，其中包括在卓发之《漉篱集》中发现的《评蓟丘集》，在王兆云《新刊王氏青箱余》中发现的《青箱余序》[28]，在谢廷谅《缝掖集》中发现的《明馨协荐录序》，在项桂芳《明公贻牍》中发现的致项桂芳书信，在汤开远所刻《玉茗堂尺牍》中发现的十四封书信[34]。 汪超宏在《汤显祖二十三题》一文中集中披露了其辑佚的成果，包括赵志皋《灵洞山房集》中所收汤显祖诗作《灵洞篇》、《交翠馆集》所收汤显祖文《交翠亭集评》、《删补古今文致》所收汤显祖两则评语。另外该文还收录了多则与汤显祖有关的史料，其中多为别人写给汤显祖的诗文，如朱孟震《朱秉器集》中有三通书信提及汤显祖，有一首诗寄赠汤显祖；骆问礼《万一楼集》中有三首写给汤显祖的诗歌；郭正域《合并黄离草》中有两封与汤显祖的书信，一首写给汤显祖的诗歌，等等[35]。 还有研究者发现《明代明贤手札》所收申时行致女婿的书信中谈及汤显祖，这对汤显祖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6]。 这样，新发现的佚诗佚文加起来有三四十篇，还有多条批语，能在十多年间有如此多的发现，还是颇有收获的。这些新发现对全面、深入了解汤显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汤显祖全集》注重汤显祖佚文的辑佚和增补，专门设立补遗一卷，2001年重印时，又补入江巨荣所辑《皆春园集叙》、《李秀岩先生诗序》、《彭比部集序》、《虞精集序》四篇佚文。从近十多年间的这些新发现来看，该书还需要继续进行较多的增补和修订。编撰一部收录更为完备的汤显祖全集，应该说现在的学术条件已经大体具备了。 其他剧作家也有佚著佚文的新发现，如冯梦龙的《梦磊记叙》、《梦磊记总评》及《小诗奉和耐安王年丈》诗。《梦磊记叙》“目前学术界未见有人提及”[37]261，《梦磊记总评》在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一书虽有收录，“但仅有两句且未标明出处”[37]261。日本所藏《墨憨斋重定传奇五种》中收录有全文。此外，冯梦龙的《人兽关叙》和《人兽关总评》两文，《冯梦龙全集》、《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所收皆有缺文，《墨憨斋重定传奇五种》则完整无缺。这些序文的发现“对于研究冯梦龙的曲学观点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37]266。《小诗奉和耐安王年丈》诗系在《三槐堂家乘》中发现，“虽为奉和之作，实系自况自喻之笔”[38]，对了解冯梦龙的生平及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再如吴梅的《词馀选》。该书是吴梅执教北京大学时的讲义，系吴新雷先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胡小石赠书中发现。该书为元明两代的散曲选本，所选只有套曲，不收小令。它的发现“为曲学大师吴梅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新资料”[39]。 此外尚有在康熙年间所修《开封府志》中发现的朱有墩佚文《神垕山神庙瑞兽碑》[40]，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发现的康海散曲集《沜东乐府后录》[41]，在明人诗文集中所辑的王九思佚诗九首[42]，康海佚诗二十二首和佚文一篇[43]，在乾隆《靖州志》、光绪《靖州直隶州志》、道光《直隶靖州志》等方志中发现的明戏曲家许潮佚诗十二首[44-45]，在安徽省博物馆发现的方成培词谱之作《词榘》稿本[46]，在各类书籍中所辑的近代曲家洪炳文佚诗35首[47]，在西安酉山印书局1916年所刊《玉镜台》中发现的近代秦腔剧作家范紫东的《玉镜台》自序[48]，在傅惜华藏书中发现的《清代传奇全目》手稿残页[49]，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发现的齐如山稿本《戏中之建筑物》[50]，等等。 最后是相关戏曲文物、戏曲史料的新发现。戏曲文物也是戏曲史料的一种，因其内容、形态较为特殊，自成一体，这里将其单独算作一类。 先说戏曲文物的新发现，主要有如下几种： 金大定二十三年所建戏台。该戏台在山西省高平市王报村二郎庙内，系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戏台在山门西侧，献殿南，原为亭式结构，四面观，自然损毁严重。在其须弥座台基束腰石的铭文上有明确纪年，即金大定二十三年。该戏台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纪年确切的神庙戏台之一。“过去从未有人拿出纪年确切的实物，以证明金代戏台至今仍有存在”，该戏台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中国剧场史研究的这一缺憾”[51-52]。 刻有宋杂剧角色的石雕香台。在山西蒲县河西村娲皇庙发现，共刻有八位宋代杂剧角色形象，分别为乐伎、副末色、副净色、化生童子、引戏色、末泥色、装孤色等。石雕年代虽然不明，但从角色配置、服饰装扮、所执砌末、与宋杂剧砖雕对比、雕刻技法、服饰纹样等方面推测，石雕香台所刻当为宋杂剧角色。这一发现“对研究宋杂剧在古河东地区的演出和流行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物史料价值和填补空白的意义”[53-5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