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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乐舞杂剧碑趺。在山西省洪洞县左家沟乡东圈头村舜帝庙发现，庙中残存三方碑跌，其中两方碑跌的一侧立面分别刻有乐舞、杂剧表演的场面，另一方碑跌的一侧立面所刻文字中有明确纪年宋“天圣七年”，这一发现“为研究宋代的赛社献艺及其民间雕刻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55]。 对21世纪前几年间戏曲文献的新发现及相关研究，车文明撰有《近五年来戏曲文物研究的新进展》一文，言之甚详，可参看[56]。 再说戏曲史料的新发现。主要有《通德遗书所见录》中发现的剧作家孔广林的生平资料[57]、薛福成的禁戏佚文《整顿风俗示》[58]等。 此外，汪超宏《清代十三曲家生平资料》一文收录学界“未曾提及或记载有误的十三位曲家生平资料与作品”[59]，《十四位嘉兴曲家生平资料》一文则收录学界“未论列，或已论列而可资补充”的十四位嘉兴曲家的生平资料[60]。两文收录了一批新发现的曲家资料。 相关论文尚有潘成玉《清初明遗民别集所见佚失曲目七种略证》[61]，赵兴勤等的《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辑补》[62]，应志良《浙江新市刘王庙古戏台清代戏曲墨记考》[63]，左鹏军《新见近代传奇杂剧十二种》[64]、《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十五种考辨》[65]，姚大怀《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七种考论》[66]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如所谓昆曲鼻祖顾坚史料的新发现。2009年，郑闰发表《顾坚身份之谜》一文，宣称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顾氏重汇宗谱》中发现了有关顾坚的新材料[67-68]。这一新发现因涉及到昆山腔形成的重大问题，立即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一所谓的新发现经不起推敲，所依据的材料因来历不明，其可靠性受到学界的质疑。特别是吴新雷先生，为此特意“进行了调查辨别，查证了文献记载，并到昆山作了实地考察”[69]，发现“郑闰之言颇有玄虚不实之嫌，他发现的新材料来历不明，难以捉摸”[70]。面对学界的不断质疑，那位发现者采取回避态度，使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所谓顾坚新材料的发现存在很大的造假嫌疑，这种不合学术规范之举是很不严肃的，它干扰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为相关研究平添了一些不应有的麻烦，研究者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总的来看，经过研究者的努力搜求，进入21世纪初的十多年间还是相继发掘出一些新的戏曲文献，这些新文献或在图书馆访查而得，或系进行田野调查所获，或为书面文献，或为文物史料，发现新文献的渠道和方式是丰富多样的。这些新发现体现了戏曲文献研究的新进展，也代表着戏曲研究的新成就，对戏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人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准确。 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学术积累的不断丰厚，发现新戏曲文献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要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需要调整思路，拓展渠道，要用更为宽广的视野、在更大的范围内搜求，打破学科壁垒，放眼海内外。不过，即便是有戏曲文献的新发现，其重要性也难以与元刊杂剧三十种、《永乐大典》戏曲三种等相提并论，这些发现固然可以充实和丰富现有的戏曲研究，但已难以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更不用说对戏曲史发展格局的改变了。这也让人们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以后的戏曲研究应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整理和研究上，放弃粗放经营的研究方式，采用精耕细作的方法，这将逐渐成为研究的主流。总之，尽管已经变成可遇而不可求，但对新戏曲文献的发现依然可以抱有期待。 注释： ①相关研究文章有俞为民《〈永乐大典〉本〈张协状元〉考述》(《戏曲艺术》2010年第1期)，江巨荣《〈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嘉靖抄本初读记》(《戏曲研究》第8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张升《梁启超、叶恭绰与〈永乐大典〉的收藏》(《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2期)，肖伊绯《〈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北京青年报》2012年11月2日)等，可参看。 ②对《盛京时报》多出的部分，《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予以收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