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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正秋与职业剧评的滥觞 近代稿酬制的确立，使得职业剧评人的出现成为可能。然而近代剧评始于何人，却众说纷纭。剧评家张乙庐认为，“报纸之剧评，实始于光绪中叶”。[12]原因在于早在光绪中叶，报刊上已有不少戏曲品评文字。姚民哀明确表示，“剧评之作，上海方面源始于《时报》附张之余兴。其时王钟声创立文明新剧于愚园。该报即有优孟衣冠一栏”。[13]《时报》设置“余兴”副刊《优孟衣冠》是在1907年，早于郑正秋主持的“丽丽所剧谈”(1910年)专栏，也早于吴下健儿在《申报》上创办的专栏《戏考》(1911年)。但在民国，郑正秋的剧评被多数人认为是职业剧评的发端。周剑云在《郑正秋小传》中提到：“沪上报纸之有剧评自君(郑正秋，笔者注)始。”[9](P.276)郑逸梅同样认为：“清季先生(郑正秋，笔者注)于民立报上撰《丽丽所剧谈》，开评剧文字之先河。”[7](P.113)《申报》同样认为，“在清末宣统年间，于右任氏在沪创办《民呼报》时，即署名药风作《丽丽所剧谈》，为中国剧评之始。”[14]亦佳在谈及《画报与剧评之关系》时说：“剧评之成为专科，实当自正秋君始。”[10]此外还有徐耻痕、朱双云等人均持此说。其实，周、郑等人所言“剧评始于郑正秋”是较为宽泛的说法，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剧评始于郑正秋”的说法应当有所限定：“剧评始于郑正秋”，并非实指戏剧批评始于郑正秋，而是指“职业剧评”始于郑正秋。 所谓“职业剧评”，笔者认为可以用“专职”、“专业”作为衡量标准。以此判断，“职业剧评”始于郑正秋应当无疑问。就“专职”而论，郑正秋是目前明确可知的专职从事剧评、开设个人剧评专栏的第一人。周剑云在《鞠部丛刊》中详细介绍郑正秋从事剧评的经历：“郑正秋，粤之缅阳人。世为商族，族人无不持筹握算，君独好读书。人以其不谙生计学，惧堕家声，劝为吏，执不可固强之。始捐一卫。然以性不近，终不若其读书之乐。君无他嗜，第喜观剧。居沪久，有所得。试为剧评，投诸报纸，见重于民立于右任君。聘君转司其职。”[9](P.276)郑正秋的回忆可以印证周氏的话：“偶以长篇剧评投《民立日报》，蒙于右任先生托亲友来聘，竟为我而开辟剧评一栏，嗣以编辑本部新闻，遂无暇及之。不图民权出版《中华民报》，自宁迁沪，皆以戏评聘我。”[3](P.52)早于郑正秋开始专栏写作的半树梅花馆主徐筑岩，其时主业是体育教师，并非职业剧评家。郑正秋于1910年5月发表《丽丽所剧谈》，1911年民国元年受聘于《民立日报》。郑正秋虽然是以“记者”的身份受聘于《民立报》，主持剧评专栏，其专职乃戏剧批评却是有据可考的。 就“专业”而论，徐筑岩主持的《优孟衣冠》以介绍“西洋剧事”为要旨，属于西方戏剧信息的介绍专栏，此类设“剧谈”专栏却不见任何“谈剧”之事的栏目较多，如《同文消闲报》所设的“剧谈”专栏，刊登的均为《今夜诸园名角戏》之类的诸戏园演剧信息。民国时期，报刊充斥着大量的“顾曲记”、“听戏记”、“戏考”之类的文字，实离专业剧评较远。有“关于戏剧文字日见众多，然而尚无所谓评剧家”[13]的说法。郑正秋的剧评虽然新旧混杂，却具有不少现代剧评的意识，并在剧评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此外，就剧评产生的影响力而论，当时从事剧评的人没有超过郑正秋的。如上所述，剧评(或者说“职业剧评”)始于郑正秋，当无疑问。 三、郑正秋剧评的时代意义 近代民族危亡之际，梁启超、陈独秀、柳亚子、陈去病、蒋观云等知识分子创设报刊，把戏曲作为“开通民智”的工具，先后在报刊上鼓吹戏曲的社会功能，努力提高戏曲的地位，形成“戏曲启蒙论”与“戏曲救亡论”的言论风潮。身处上海这个风潮中心，郑正秋很难不受影响。郑正秋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念念不忘“改良戏曲，以符易社会风俗之志愿”。[3](P.52)无论是新剧时期，还是导演时期，郑正秋有关戏剧的言论与实践均紧紧地围绕着有益于“社会教育”的主题。郑正秋的剧评十分强调戏剧的“社会教育”。他在其处女剧评《丽丽所戏言》的开篇即说：“戏剧能够易人性情，有裨风化。”[15]在《民哀说集·序》中，郑正秋表达了与不良风俗作战的决心： 正秋何所有，凭我一肚子不合时宜，运我一支秃笔，以与万恶世界万恶社会战，掉我三寸不烂舌，以与不良政府不良风俗战。人称我为报馆主笔也可，人称我为文明戏子也可，我行我素，我尽我心，我气一日不断，我必不放松时势一步。[16](P.序11) 郑正秋抱着教育社会的理想，其选择的剧本内容多具社会深意，如“菊部春秋”中批评的《鄂州血》、《猛回头》、《滑稽教育》、《秋瑾》、十五六本《新茶花》、《双茶花》、《明末遗恨》，“丽丽所观剧记”所评论的《杨乃武》、七八本《新茶花》、《镜中影》、《新新茶花》、《恨海》，“粉墨场中之杂货店”中的《祖国》、《牺牲》、《国民爱国》、《黑籍冤魂》，“廉之所戏评”中的《孟姜女》等中的内容皆有深义。郑正秋的剧评正是从是否有利于“社会教育”而出发的。如郑正秋评论《黑籍冤魂》说：“实为烟界之大功臣，烟鬼受其赐者多多。上月曾连观两次，凡有烟癖者，观其丧子、丧妻、鬻女、路毙各节，而不动心，不回头，不抛枪，不断毒瘾者，则诚甘于自暴自弃者矣。”[17](P.646)他对该剧大加赞赏，“夏月珊所排之《黑籍冤魂》，诚为有功世道人心之悲剧”。[17](P.679)他评《猛回头》一剧，“枪毙押店老板钱如命一场，其责骂女学生，颇多警世之语……此番议论，句句有裨于社会，有益风化，言时亦颇有精神，足以发人深省”。在郑正秋的剧评中，如“此数语可以点醒世人不少”，“盖渠(其)脑筋中，刻不忘‘改良新戏’四字故也”，屡见笔端。[18](P.651、655) 要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作为表演者的优伶攸关成败，所谓“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17](P.650)因此郑正秋“于伶人之品德则督之甚严”。[9](P.277)虽是名家，亦直言不讳。如批评王钟声：“钟声之人格，亦不甚髙。引诱良家妇女，是其惯技。又善赖包银，是其大病。”[17](P.610)“盖俊卿尤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拥虚名，毫无实际之淫伶人，以唱花旦之嗓子唱雉尾生，唱功之劣，可想而知。”[17](P.686)对此类名伶的批评，郑正秋不可谓不辛辣。 郑正秋虽重视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却反对脱离戏情的“演说”。郑正秋曰：“我见有演说派之新剧人矣，咬牙切齿，瞪目顿足，拼命狂叫，穷凶极恶，无论为家庭戏为社会戏总是一副面目，总是一副身段，总是一样演法，总是一样说法。此非学戏剧诸君所宜取法者。”[3](P.53)他批评道：“惠芬演说女界服用奢华，性成依赖，取媚男子，不事生产——种种自误、误国之弊，用意良深，本堪嘉尚，惟按之秋瑾身份，则种族观念及革命理想，当于演剧中隐约言之，才为合理。今于革命事一字不提，窃意反不如不演说之为愈也。盖戏剧中插演说，最足引人起憎恨之心；而目前伶界动犯此病，亦新剧进化之碍也。”[18](P.679)他批评“刘艺舟演剧，虽则徒重议论，不重做派，犯演剧之大病”。[18](P.703)郑正秋的批评并不局限于社会教育的角度，他是希望除思想意义之外，戏剧还能达到“雅俗共赏”。因此，对只注重悲剧，陈义过高的社会教育团，郑氏赞赏之余却能保持足够的警醒：“盖社会教育团，尤重悲剧，在通文墨者观之，欢迎可必；第恐识见较陋、程度较低者观之，非嫌不热闹，即谓不开心，未必能雅俗共赏，为可虑耳。”[17](P.654)如能在“在十分迎合之剧中只插一两幕提高戏剧程度及鼓吹解放与改造之情节与台词，焉不料反因此而收极大之功效”。[19] 郑正秋对于戏剧的见识远超其同辈人，在其他改良者以“主义”代替“戏剧”时，郑正秋呼吁要考虑“戏情”；而在新剧只注重营利阶段的时候，郑正秋还能坚持作品的思想意义，其“社会教育”与“雅俗共赏”并重的戏剧观和批评观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郑正秋对伶人品德的督促，虽然显得“迂腐”，但是当新剧最终毁于伶人的堕落和艺术的堕落时，回过头来看郑正秋的批评，则更显得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