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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悲剧的主题：“人役”苦难的宣诉 上文提及的“人役”，即“人对人的奴役”，是元代中国悲剧始终演绎的主题。若与希腊悲剧相比较，则可将中希两剧主题宏观地概括为：“人役”与“神役”。“神役”与“人役”是人类苦役的两大基本内容。 “神役”即“人受神的奴役与毁灭”。希腊悲剧诞生于英雄时代，准确地说，应是诞生于英雄时代的夕阳时分，它的后脚立在英雄时代，而前脚却已跨进了人的时代。希腊悲剧文本是一个抽象哲学萌动于形象戏剧母腹之中的“双时代”文本。[8]“双时代”文本是指既可当作“人的时代”的散文文本，又可作为“英雄时代”的形象文本。对这个双时代性文本可采用双重读法，即“读主题”与“读情节”。“读主题”是指将悲剧文本视为一个准神话(与童话相似)，以求它的主题、主旨、寓意。 当我们以“读主题”走进希腊悲剧文本时，发现其中一个显凸的主题，那就是：人与自然(神)的冲突。从希腊悲剧的“前形态”即酒神祭仪，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这一主题。“祭仪本质上是交感巫术的一种原始形式，它是一种企图去影响自然进程的集体意愿。”[9]也即是关于人与自然(神)的抗争/妥协的内容。从仪式母体诞生的戏剧，其内容虽然可表现为各式各样，但主题依然承袭着仪式的基本功能。当我们对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希腊悲剧文本进行“读主题”时，依然发现一个主线，那就是关于人与神(自然)之间冲突的主线，弥漫着人与神交战中人的“绝望抗争”，这种“绝望抗争”逐步演化为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在哲学时代被抽象为“命运”。当以“读主题”观审这些剧本时，发现这些主题均是“命运”的变形或变奏，它们诉说着对“命运”的无奈与绝望。著名史学家吴于廑认为，希腊悲剧家把阻遏人的自由意志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曰为“命运”。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中，“命运”主题贯穿始终。[10] 悲剧家常以家族厄运为主题，诉说命运对英雄(人)的无情毁灭。如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阿伽门农》(Agamemnon)、《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安提戈涅》(Antigone)，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Medea)，拉辛的《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等。其中，对“命运”的最佳注脚，莫过于《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象征人的智慧)虽能解破司芬克斯之谜，但无法与命运抗争。命运的必然性正是通过当事者的行动，去抗争神谕而步步走进圈套，他越是抗争，越是深陷于命运的圈套之中，最终被神谕(命运)所俘虏。《俄狄浦斯王》生动地演绎了希腊悲剧文本中人与神(自然力量)抗争中的“神役”主题。 在元朝诞生的中国悲剧，已是处于一个理性成熟的“人的时代”，当从宏观角度，与处于英雄时代的希腊悲剧相比较时，可以得到另一个主题：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人役”。 中国戏剧不能笼统地被视为一个前后一致的统一体，可以在理论上将之二分为“初生之剧”与“再生之剧”。“初生之剧”是仪式母亲之子，形成于轴心期的前夕，与希腊悲剧为对等物。“再生之剧”是远离轴心期在元朝特定语境中孳生的一个逆季节果实。虽然“初生之剧”与希腊悲剧同为仪式之子，但两者诞生的历史纵深度不同，希腊悲剧诞生于文明的早晨，中国“初生之剧”则问世于文明的黎明。较为晚生的希腊戏剧，使它存有一个有迹可寻的仪式母体——酒神祭仪，从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可清楚看到希腊悲剧的发生踪迹。而早发的“初生之剧”因农耕文明早发的人文化运动，使它难以留下有形的、确凿的集体记忆，其诞生呈多元说，如傩仪说、巫觋说、俳优说和傀儡说等。希腊悲剧与中国的“初生之剧”的历史位置虽不能对称，但它们性质与功能却是同一的。例如，傩仪说中的傩仪，是一种驱神逐鬼的除邪仪式。“仪式中的一切戏剧表演因素都服务于驱鬼祭神、禳灾祈福的功能。仪式没有演员与观众的分别，只有神与人的分别。无论什么扮演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像神’与‘迎神’，而‘像神’与‘迎神’的最终目的是‘驱鬼’。”[11]本文认为，这里的“神鬼”是象征未被征服的自然力，“驱鬼”与“迎神”的内涵即人与自然的抗争与妥协，与酒神祭仪的内涵大致类同。但过早到来的神话历史化人文运动，使涉“神”的“初生之剧”被以“凡俗的语言”如诗文、史书等所挤压，而作为边缘性文类在民间自生自灭。 当历史走到元朝，在“农耕”与“游牧”的交汇中，中国诞生了“再生之剧”。“再生之剧”是否存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呢？本文认为，借助希腊悲剧的比较，可以获得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人役”。在一个以两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为本位的文明中，表现为人伦的苦难，与希腊悲剧的主题“神役”恰恰相反。“人役”主题在元朝的亡国苦难的叠加下，使之更为深刻而更具有哲学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