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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悲剧的审美：怜悯与凄美 当我们迈着“人役”的主题叩开中国悲剧的审美之门时，发现中国悲剧的审美构成，诸如冲突范式、审美格调等，同样也不过是“人役”主题的衍化。冲突是悲剧的灵魂，是悲剧的题中之义。本文认为，冲突是一个力量与另一个力量的抗争，是一个力量对另一个力量的毁灭。希腊悲剧与中国悲剧的冲突范式可以被概括为：“力与力”与“力与德”的冲突。 悲剧的冲突范式往往与悲剧主题相关。希腊悲剧的主题是“神役”，“神役”在哲学时代被概括为“命运”，命运实质上是关于两个力之间的冲突，如俄狄浦斯与神谕的抗争。将命运搬上戏剧舞台，便转化成“力与力”的冲突范式。“力与力”冲突范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前道德性”。对希腊悲剧的主人公一般不能进行善恶分析，此时的善恶因子还没有分化，而是原始地合一于人物的行动之中。神祇、英雄飞飏于一个前道德的场域中。悲剧的冲突范式也然，我们难以对“力与力”的冲突进行道德评判。评判的视角更多的是着眼于人与神交战中进发出的火花和光芒，神祇力量的强大与恐怖，人在绝望抗争中展现的壮举与崇高。 对中国悲剧的冲突范式的看法，学界一直有所争议。中国戏剧研究者蓝凡提出了“评判的冲突”之说。他说：“所谓评判的冲突，指的是构成中国悲剧的冲突基础是善与恶、忠与奸、美与丑。”[18]本文认为，将之概括为“力与德”的冲突或更为精当。“力”是指伦理视域下的“奸、恶、毒、酷”之徒，即不道德的“强者”，“德”是指“德、善、忠、美”者，深受喜爱的弱势(小)人物。吴国钦说：“中国的悲剧人物具有弱小善良的正面素质，是些性格无缺陷的正面人物。”[19]这是一个准确的论断。“力与德”冲突的悲剧效果有两个定律：一是“退却式抗争”。“德”者虽然力量弱小，但却不畏“力”者、蔑视“力”者，不惜自灭，以身取仁。“退却式反抗”往往以“德”者勇于自灭的方式来对“力”者进行控诉。这是伦理文明中最憾动人心的抗争，是中国悲剧冲突的最高形式。它与希腊的绝望抗争一样，共同构成了冲突范式的双峰。二是“道德反差”。“道德反差”是中国悲剧效果的动力因素。“力与德”冲突的极致是：“力”的负面道德(恶)越低，“德”的正面道德(善)越高，也即是“力”与“德”的距离越大，冲突所产生的效果就越强烈。用穷凶极恶的“力”对善良忠厚的“德”进行毁灭，最能揪动人心。典型的代表是《窦娥冤》中“力”者张驴儿对“德”者窦娥的残酷迫害。 中国悲剧的审美格调可概括为“怜悯”。“怜悯”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出现的重要术语。他说：“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20]以后，“怜悯”与“恐惧”便被人们当成描述悲剧艺术的一组术语。本文认为，这一组术语，碰巧性地刚好用来描述中希悲剧各自的核心审美格调。希腊悲剧典型的审美格调是“恐惧”，中国悲剧典型的审美格调是“怜悯”，这一组审美格调，同样来源于各剧的主题。 所谓“恐惧”，是指自我安全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恐惧”萌发于希腊特有的大地母亲——蓝色海洋的体验。希腊寄居于险恶的海洋环境，能较为敏感地体会到人力的渺小、人受神役的悲惨命运，而对这一命运观念的形象艺术化，便成了悲剧。希腊悲剧实质是对人类生存恐怖而进行半仪式抗争的一种形象艺术渲泄。因而，这种民族的恐惧心结经舞台艺术的反复作用，而逐步凝结为一种审美格调。对“恐惧”的克服，可上升为美学范畴的“崇高”。美学家爱德蒙·伯克在《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中说，人的基本情欲有两种，一是恐惧，一是爱。与此相应形成两种美学形态：崇高与优美。他说：“凡是可怕的东西，或接近可怕的事物，或者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东西，就是崇高的来源。”[21]可见，作为美学范畴的恐惧与崇高，均是希腊悲剧“神役”主题的衍生物。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说：“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22]这里的“怜悯”是对遭受灾难人物所引起的同情，“怜悯”可以概括中国悲剧的审美格调。值得一提的是，在希腊悲剧中，灾难为“天灾”，而在中国悲剧里，灾难为“人祸”。中国悲剧的主题是恶之“力”对善之“德”的吞噬，这一吞噬，使观众对“德”者感到无比的“怜悯”与同情。吴国钦说，中国悲剧“不是由‘恐惧’而引起的，而是由悲剧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伦理美德所唤起的”。[23]这是与希腊悲剧比较得出的评述。“怜悯”能催人落泪，而唤起凄苦、凄凉、凄惨，当这种体验经悲剧舞台的反复刺激，逐渐上升为一个稳定的审美体验，可称之为“凄美”。 希腊悲剧的主人公面对“神役”而绝望反抗，在悲剧审美格调呈现为恐惧，进而崇高。中国悲剧的主人公面对“人役”而舍身取仁，在审美格调上表现为怜悯，继而凄美。恐惧与怜悯均是基于“人役”主调的多重变奏。 通过从世界文明三态(“农耕”“游牧”与“海耕”三形态)以及世界历史三态(“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三时代)的宏观空间与时间视域，借助希腊悲剧为比较体，对元代中国悲剧(《窦娥冤》等)进行重新解读，发现中国悲剧诞生于“农耕”与“游牧”交汇的特定语境(原“农耕”边缘化的戏剧经“游牧”的刺激而逆时逢生)之中。在该语境中“逆生”的中国悲剧衍生了三大“互为”特性：第一，在主题上，演绎着对“人役”的宣诉；第二，在结构上，因“人役”与“役神”(即渎神)之间的背谬张力而构成了“悲身乐尾”的奇特形式；第三，在审美上，对“人役”的舞台宣泄孵化了“力与德”的冲突范式和“怜悯”的审美格调。以上中国悲剧在主题、结构与审美三个层面的特征一脉相连，互为相生，均是基于“人役”主线的多重变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