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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历史影像再现中的价值迷乱 电影是要通过镜头去尽力再现历史影像的，由此达到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这种影像解释自然会蕴含着解释者或明或暗的历史理性及其具体的价值尺度。也就是说，影片无论褒扬或贬斥什么、同情或鄙夷什么，总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④。但我们看到的是，影片虽然在历史影像再现方面取得令人惊艳的修辞效果，但却在其蕴含的价值取向上陷入一种迷乱。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特别是当中国电影正在力求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向“电影强国”目标迈进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及其原因更值得关注。 从上面四部影片看，价值迷乱的出现是基于复杂的原因的，其中之一，不能不从历史视点的选择上去考察。这里的历史视点，是指看待历史或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带有某种价值评价意味的立场或观察点。当《英雄》中奋勇刺秦的几位崇高个人(英雄)被放到宏大的“天下”视点上，崇高也就必然地转向了它的反面——卑微或滑稽。真正崇高的似乎不再是为正义而牺牲的个人，也不是完成天下一统大业的秦王，而是类似黑格尔“永恒正义”概念所指称的那种绝对理性之物。问题不在于去论证“永恒正义”该不该取胜，而在论证“永恒正义”合理的取胜时，个人的牺牲该不该同时得到某种同情式惋惜——基于当代个人视点上的合理化惋惜。缺乏这种足够的合理化惋惜，就必然导致整体评价上出现个人价值的缺损，所以令人生出崇高也卑微之感。同样，当《让子弹飞》把几乎所有的历史大义都狂欢式地凝聚到张麻子身上，而张麻子本人没能呈现出足够清晰的价值取向，群众也只是一帮毫无独立个性且唯利是图的小人时，整部影片的集体正义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走向大义也小之途。显然，历史视点选择上的混淆、特别是个人视点的迷失，是导致价值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价值迷乱现象的出现，又与影片创作团队的创作力量分布重心有关。为让影片变得好看，就难免忽略价值视点的清醒而又明确的选择。而一旦注重价值视点的选择，或许又必然出现观赏效果上的缺失，让影片只顾思考或教化而丧失观众，顾此失彼。这或许表明，中国电影存在着某种创造力旺盛而又底座脆嫩的症候。 归结起来，出现这种症候的原因，不能只是从影片创作团队(含编剧、导演、表演、美工、摄影、录音等)的综合水平去看，而且还应从影片评论、报道、研究环境看，或许更应从当下整个文化界的文化价值体系建构及其基础看。这里不妨从社会革命年代电影到社会改革年代电影的转变中去稍作分析。谢晋的“反思三部曲”曾经代表了社会革命年代电影的终结，其当时呈现的价值体系是基本完整的，体现了谢晋一代导演对中国社会革命年代历史状况的一种基于知识分子立场的价值反思。许灵均、罗群和秦书田等形象凝聚了谢晋一代有关中国社会革命年代何为正义与不义的反思。而今的中国电影，体现了从社会革命年代电影向社会改革年代电影的转变趋势。上述四部影片可以视为中国社会改革年代电影的一组范本，它们在价值体系建构方面还处在生成途中，是变动不居的，还有待于形成自身的完整性。从对秦王与刺客群体之间、对张麻子与愚昧的群众之间的刻画上，可以见出一种犹豫或含混：是要群体和谐还是要个人正义？群体和谐与个人正义之间难道就是必然对立的吗？归根到底，我们这个年代对这一问题实际上还没有想清楚，从而客观上还不能向影片提供一种相对清晰的价值构架。 在当前，这种历史影像再现中的价值迷乱问题，已到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地步了。因为，这类问题不仅出现在《让子弹飞》里，其实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这十年的其它影片里。诚然，在中国历史的秦代时段出现过以国家大义无情地取代个人正义的历史悲剧，但在我们这个愈来愈重视个人价值的“以人为本”的时代，却不能不需要对此表达一种当代人的历史反思态度。因为，重要的不是再现什么历史，而是如何为当代人的生存尊严而再现既往历史。也就是说，当代人为了当代而对历史场景的影像再现，以及对历史场景的当代意义的评价与吸纳尺度，才是真正重要的。 中国电影在通向世界“电影强国”的征途中，需要仰赖多方面的合力。在这些不可缺少的合力中，就应当有文化价值上的理性建构立场。缺乏清醒的价值理性和价值取向，是不能奢谈什么“电影强国”的。中国电影要想成为真正的“电影强国”，不仅要强在影像观赏方面，而且更要强在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上。这样，向内建构和向外传播起来的才是真正的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7&ZD0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