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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电视剧的价值转型 （一）“去政治化的政治”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纵观我国过去摄制的少数民族电影，不难发现其中的政治化意味相当浓厚，大多以反侵略、反封建、反压迫为主题、主线，在情节发展上也是大量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1993年由蒙古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夫妇携手拍摄的《东归英雄传》，影片主要描述的是几个土尔扈特部的族人护送东归路线图的故事。电影的线条是冷峻的，用非常严肃又沉重的画面展现着俄国人的阴险与残忍，以及土尔扈特部的族人们回归故土的决心。在这部影片中，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刻画了俄国人与土尔扈特部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充分地向观众们说明了谁是正义、谁是邪恶。影片中的意识形态非常浓厚，有着很明显的政治气息。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与扩大，政治、文化环境更加成熟，人们逐渐意识到，“政治化”与“去政治化”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而应该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即在拍摄少数民族主题的片子时，应该坚持“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理念。这里需要“去掉”的政治即为那些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狭隘的价值观以及政治理论，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一个正确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治取向。在这之后《东归英雄传》被翻拍成同名电视剧，导演同样是执导了电影的麦丽丝。这部电视剧主要描述的是土尔扈特部族人在东归途中悲壮的民族大迁徙的场景。电视剧不再采用二元对立的表现手法，而是增添了一些多元共生的概念，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性武断，而是或此或彼的多元化选择，在人物的刻画、情节的安排上却突破了以往的狭隘，电视剧将僵硬的“政治化”改为了融合的“文化化”，采取了更加理智、更加公正的政治思想。这种用更加温和、不再激进的手法表现的战争的残酷，其效果并不亚于珠玉在前的同名电影。 另如1978年的电影《刘三姐》，讲述了刘三姐不畏强暴，勇敢坚定地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故事，影片中有着比较明显、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但在2010年翻拍的电视剧《刘三姐》中，虽然同样是讲述了刘三姐的故事，但电影中的重点（即“阶级斗争”）在电视剧中明显弱化，并且在对白、服饰、情节等方面，都呈现出比较轻松的喜剧色彩。由此可见，在电视剧的翻拍过程中，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观与价值观将会贯穿于始终，体现着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政治思想。 （二）剧目题材多样化 除了在电视剧的翻拍过程中削弱了过于激进的政治观念之外，少数民族电视剧本身在题材的选择上也不再局限于政治题材，而更多地加入了爱情剧、历史剧、家庭剧，使得少数民族电视剧在题材上更加多样化。在以往翻拍的少数民族电视剧中，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题的电视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例如像《山间铃响马帮来》《东归英雄传》《嘎达梅林》等等，都是围绕着“革命与斗争”这一主题进行情节的发展与演绎，主要展现的是少数民族人民如何与外来侵略者、与社会的封建桎梏作斗争的。在过去这一类型的电影、电视剧中，拍摄的重点在于体现政治意义与价值，体现少数民族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倾向性，从而进一步培养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素养。 随着我国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方面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少数民族电视剧在拍摄的主题上也有了多种的选择方向，除了革命历史题材之外，更出现了以爱情、历史演义、家庭伦理为题材的电视剧。于是，一批像《大理公主》《木府风云》《舞乐传奇》《木卡姆往事》等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出现在了荧幕上。以曾经热播的电视剧《木府风云》为例，虽然仍然涉及到了复仇的话题，但是已经不再是国仇，而只是女主角阿勒邱自身所背负的“家恨”。除此之外，“复仇”这一话题也不再是这部电视剧所聚焦的唯一主题，电视剧中更加注重的是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木府风云》将阿勒邱、木增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得这部电视剧的结构变得丰满、复杂。事实上，这部电视剧也体现了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但是是巧妙地通过男女主角的爱情、整个木府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转换与融合展现出来的。同样的情节也出现在了《香格里拉》中，年轻的小伙扎西平措误将土司多吉视为自己的杀父仇人，在他一步一步进行复仇之时，却深深爱上了多吉的女儿卓玛，在爱情的感化之下，扎西平措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与之前作品相比，现在的少数民族电视剧抛弃了冷硬的线条、空洞严肃的说教，而是以柔和的情感、温和的态度进行叙事，通过一种隐含的、委婉的表达方式，借助镜头、情节以及人物的张力与塑造，展现作品思想取向，将民族统一、民族团结之类精神柔性地注入其中。 （三）女性形象跃居重要地位 回顾以往拍摄的有关少数民族的作品，可以发现女性角色在很多作品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像早先的电影《阿娜尔罕》《五朵金花》《刘三姐》等等，都是以少数民族女性为中心，从她们的角度出发，推动情节的发展。在这些作品中，少数民族女性都是以一种顽强的、英勇的、不畏强暴的形象出现的，她们善良勇敢，又富有少数民族女性独有的风情。但是，这些女性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物创作的局限性，因为这些女性尽管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是促使她们愤而反抗的往往都是“儿女私情”，她们对于感情的追逐是这些作品所重点强调的，换句话说，女性在这些作品中展现的形象，是对于爱情的渴望，是对摆脱女性精神枷锁的追求，她们的眼光往往局限于私人的情感。 而在近年来拍摄的少数民族作品中，女性的地位不仅依旧处于重要的位置，更担负着支撑整部作品的重担。像《金凤花开》《大理公主》《奢香夫人》《木府风云》，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女性的角度展现整部作品的内容与价值。在电视剧《奢香夫人》中，以恢弘的气势展现了彝族公主奢香波澜壮阔的一生。与其他少数民族电视剧中女性主角的形象一样，奢香也是一位集智慧与勇气为一身的女子，她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与历史观，在元朝与明朝政权更迭、社会混乱的背景之下，敢于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稳定了西南地区的局势，同时也促进了汉族与彝族的融合，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与敬仰的少数民族女性。在电视剧《新乌龙山剿匪记》中，女主角阿西苗苗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巾帼英雄，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她有着极大的个人魅力与威信，先是被推举为十八寨联防队长，后又加入小分队进行剿匪，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在当今少数民族电影、少数民族电视剧中，少数民族女性的地位一直在逐步加重，她们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一方面，她们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不再依靠男人生存，她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她们也不再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小情小爱之上，而是放宽眼界，胸怀天下。如果说之前的少数民族女性的主要焦点是对于爱情自由的追求，那么近些年来所拍摄的电视剧则给予了女性与男性同等重要的地位，她们有着比儿女情长更为壮烈的追求，她们有着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魄力与能力，因此，这不仅仅体现了少数民族女性自身优秀品质的提升，也体现了对于少数民族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价值方面的认可与期望。 （四）演员构成多样化、偶像化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受众对于市场的走向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指导意义，受众的喜好成为了市场发展的风向标，只有投观众之所好，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市场的需求再加上中国影视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中国电影、电视剧在制作、拍摄方面的转型。在演员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学习好莱坞的明星制模式，通过明星效应拉动影视作品的号召力，可以推动影视作品在多重方面的提高。 作为中国影视文化中逐渐突起的少数民族电影、电视剧，自然依旧要考虑到受众本身的需求。这些少数民族作品因为不为观众所熟悉，推广范围有限，以及非主流题材等原因，面临着比其他电视剧更大的挑战。因此，明星效应对于少数民族电影、电视剧而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演绎电视剧的演员自然就呈现了多样化、偶像化的局面。目前，出演少数民族电视剧的演员早已不再局限于必须具有少数民族身份了，演员队伍中不仅有汉族演员，也有的来自于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还有外国明星加盟。像翻拍自老电影的电视剧《新乌龙山剿匪记》，就是起用了台湾演员安以轩，《东归英雄传》确定了台湾演员马景涛作为男一号渥巴锡的扮演者，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同名电视剧选用了包括杨恭如、黄奕等明星，《舞乐传奇》起用了当红小生林更新，《大理公主》是由台湾演员林心如、大陆演员刘涛共同出演，而《新乌龙山剿匪记》《舞乐传奇》以及《木府风云》更是不约而同地选取了韩国演员秋瓷炫饰演片中的重要角色。 （五）少数民族身份模糊化 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电视剧中，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影像形式。例如很多大热的清宫戏以及武侠剧，剧中的人物实际上都是以少数民族身份（如蒙古族、满族等）出现的。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事实上这些人物的少数民族身份是被模糊化了的，他们不再成为一种特指的对象，而是以一种超脱于民族身份的形象出现在了作品之中。受众在观看这些作品时，也常常会忽略剧中人物的少数民族身份。例如像《甄嬛传》《步步惊心》等热播电视剧，其设置的民族背景确实是少数民族，但是却没有在片中进行背景强调，而只是注重了角色的演绎与故事的铺展。除此之外，很多武侠剧中也是将剧中主要人物设定为了少数民族。这些武侠剧作品的主题一直是围绕于“侠义”与“个人英雄主义”，这就导致在剧中展现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交流，最终目的也都只是服务于故事，成为其发展背景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