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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皮影艺术的传播形态和要素 中国传统皮影艺术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本体形态和演出效率的调整，最终成为一门综合性叙事艺术形态。它不仅吸纳了诸多造型艺术如剪纸、工艺美术、绘画等不同艺术门类的优势特点；同时也融合了戏剧戏曲、曲艺相声、音乐舞蹈等多种表演艺术门类的文化元素。 (一)皮影戏传播过程中的效率与形态 中国传统皮影戏艺术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伴随演出效率改进的过程。皮影戏最初是用人的表演去取影，即《武林旧事》中所载“或戏于小楼，以人为大影戏”，后来才发展为用物(如剪纸等)取影。从人到物的变化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关乎戏剧演出的效率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自身发展阶段中的重大突破。人虽然可以表演很多灵活、细腻的动作，但却不容易表现出一些夸张性的动作，尤其是一些适应宗教故事情节的飞升、幻化等内容表现。所以，人的表现，相对于物(道具，如剪纸等)的表现，存在着艺术表现力的欠缺。同时，在实际表演过程中，人不可能非常贴近幕布，因而在幕布上的人物形象的投影肯定是虚化的，不像剪纸可以贴在幕布上活动，对于观众容易形成较为明晰的戏剧人物形象。我们可以推断，投影的视觉效果问题一直是皮影戏剧演出不断改进的客观动因。皮影戏的表演者固然可以边演边唱，但根据剧情的行进，戏剧角色的更替必然表现为戏剧人物形象的差异，在演出现场，除非有足够的人员参演，否则就需要演员多次换装登台演出。皮影戏之所以采用剪纸乃至后来的驴皮来刻镂制作，恐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出于减少和整合戏剧舞台演出人员的需要。这是舞台演出机制的重大突破，在封建社会物质相对匮乏、科技水平较低、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突破了客观条件的限制瓶颈，使得少数人演大戏、表现浪漫宏大艺术场景、进一步促使观众产生艺术想象成为可能。而且，用平面人偶来操演的同时，解决了投影轮廓清晰度和完成大幅度动作的视觉效率问题。虽然在人物表演的细腻程度上打了折扣，但无疑大大提升了演出效率和舞台投影的视觉效果。同时，皮影的操演者和乐班的角色演唱和配乐又可以有效调度，从而为用最少的人力完成较复杂的大本故事剧目提供了可能。古代文献证明事实便是如此。宋代高承说：“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6]495北宋以后，皮影戏演出开始以皮质人偶(驴皮皮影)代替纸质人偶(剪纸皮影)，并不断进一步追求色彩和雕工的精细，无非是为了增加皮影的耐用程度和舞台投影的视觉效果，有利于演出的艺术呈现质量和效率。宋人灌圃耐得翁曾经提到：“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7]11另有吴自牧所言，“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8]194皮影工艺改进提升之后，达到了既精巧又耐用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戏剧舞台演出的效率和视觉效果，以上文献可作为明确的佐证。 (二)皮影艺术传播中的配乐和唱腔元素 配乐和唱腔是皮影戏演出的艺术要素，二者极具民族色彩和地域文化特色。身处不同地域的艺人和观众，都有其习以为常的演奏和欣赏惯性。皮影戏中的器乐和唱腔在于烘托戏剧冲突情境，传达人类共同的艺术情感。皮影戏演出中常用的乐器是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各地的器乐类型相比较大同小异。音乐作为一种传播介质，在皮影戏表演过程中以艺术想象空间的构建辅助实现了视觉情境的艺术表现，也正是因为其以一种抽象的形式传递了艺术欣赏者共同的人类情感。音乐用两种方式唤起人的情感：其一，是节奏的变化，或热烈高亢、或庄严肃穆、或缠绵婉转、或明快爽朗……唤起个人的情感；其二是通过联想唤起某种情绪和感情，许多音乐都具有人性的特点，抑扬顿挫、低缓徐疾，都同人类的嗓音声调有着某种相似性，让艺术欣赏者通过联想产生情感的共鸣。皮影戏在舞台视觉表现的基础上加以音乐的烘托和唱腔演绎，无疑具备了充分的叙事感染力。 中国传统皮影戏的曲目和唱腔随地域变化有所不同，甚至之间差异较大。鲁西南地区的皮影戏唱腔中包含本嗓和假嗓唱法，刘英曼曾经提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本地区皮影戏演出唱腔的变化。于滢也在对辽北地区关氏皮影戏音乐进行调查后认为，关氏皮影音乐为板腔体，即其皮影戏舞台音乐有一定的板式变化；同时，其音乐基本素材在板式变化后又构成了各类影调。而河南省境内的罗山皮影戏，其唱腔风格受到河南当地山歌、灯歌和民间小调的影响，唱腔音乐属于典型的江淮地区地方民间音乐风格。罗山县皮影戏为综合体音乐唱腔，唱腔音乐风格以板腔体为主，曲牌体为辅。唱腔音乐多为一板一眼配合，采用四二节奏，速度分为快、中、慢三种，采用五声商调式或五声徵调式唱腔，传统唱腔演唱形式多为独唱加以唢呐帮腔，在现代皮影戏舞台演出中又大量加入了对唱、齐唱和伴唱等丰富的艺术形式。总体来看，国内各地皮影戏舞台演出的唱腔大都与本地域民众的语言文化习惯相适应，从而达成了艺术传播者和艺术接受者之间信息解码和情感共鸣，产生了台前幕后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积极热烈的情感互动。 (三)皮影艺术传播的造型性元素 皮影艺术的绘画性元素主要体现在皮影自身的造型方面，涉及皮影的形状，以及绘制色彩和节奏组织等因素。这是皮影艺术在视觉信息传递上的本体基础属性——直观性的显现。皮影艺人通过对皮影演出剧本的把握，创设出符合大众意象期待的人物形象，同时，其自身作为民众的一员，皮影的制作者对人物的形象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艺术欣赏者大众性潜意识的投射。至少，皮影的制作者出于演出的需要，必然努力揣摩欣赏受众的心理需求。皮影形象绘制设计的特别之处在于巧妙运用概括性的图案或装饰元素，来共同实现和人偶形貌设计的和谐同构。 皮影戏中人偶和配景的绘制形式，往往浓重地反映出皮影艺人们对民间绘画和装饰艺术风格的承袭。限于皮影戏舞台幕布演示的平面视觉特点，体现人物性格特征和环境氛围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线条和色彩。不同形态的线条对表现戏剧人物的性格特点十分重要，全国各地的皮影工艺绘制就体现出对于直线和曲线追求的不同好尚。色彩是皮影设计中另一种艺术要素，有两种主要作用：一是用来表现绘画形象的形体绘制；二是渲染情节氛围和奠定剧情基调。色彩的使用可以展现出皮影戏剧人物的气质、性格、情绪表现、社会地位和戏剧冲突的环境氛围。 利用深浅、冷暖协调的色彩来描绘皮影人物形象，可以表现皮影戏剧艺术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就人物画绘制，黑格尔曾说“通过它的浓淡深浅的细微差别和多样性，可以把人物性格特征的全面丰富性烘托出来，而且通过眼神，可以传达精神焕发与精神凝聚的状态”[9]。皮影的人物造型特点不仅受到民间剪纸和绘画的影响，包括古代帛画、汉代画像石等，还尤其明显地受到古代宗教艺术创作风格的影响，典型的影响表现为宗教壁画(佛教变相)和宗教雕塑(佛教造像)。具体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皮影戏演出中的“旦”类和“生”类戏剧角色形象，分别吸取了部分佛像、菩萨的造型艺术特点，而“净”类反面角色和妖怪人物形象，则是吸取了古代宗教雕塑(典型如佛教造像)中的金刚力士、鬼神与诸天等的造型艺术特点。同时，皮影戏的一些景片与据佛经所绘制的变相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相通之处[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