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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五年英语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取得了40多项成果，但几乎没有一项是专题研究南戏的。1970年代开始，日比科夫斯基等学人以宏大的气魄开拓出了英语学界可研究南戏的方方面面，但自1990年代开始，南戏研究的传统并未被英语学人很好地延续与弘扬。同时受英译南戏剧本数量少、南戏自身内容限制及地方戏研究分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南戏并未被英美学人运用现代理论“想象”出如杂剧、传奇般的大景观。 关 键 词：南戏/英语学界 作者简介：骆耀军，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骆耀军(1989- )，男，汉族，江西赣州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晚清民国报纸小说等。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说唱文学文献研究史论”(10BZW065)。 中国古典戏曲在国外的研究，国内学人如郭英德、孙歌、程芸、曹广涛等已有系列论著对此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只从国外研究古典戏曲这一大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上来看，诚然硕果累累：《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附录了1741年至2001年中国戏剧的英文译本291种，且1836年以来介绍和评论中国戏曲的英文参考书目又有400种[1]206-272；《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1998-2008)》著录十年间用英文写作的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论著27部，学位论文25篇，期刊论文164篇[2]386-408，426-445；《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动向(2007-2011)》只统计五年里的英语学界研究成果，著作就有11部，学位论文7篇，期刊会议论文13篇[3]171-189。另外，《二十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戏剧之传播》[4]185-199、《“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5]4-18等文章虽未分条罗列文献目录，但就综述的时限内所征引的英文戏曲文献，也达近百条。可以说，放置到对宋、金、元、明、清时期各种戏剧样式的研究范畴里，欧美学界形成了庞大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队伍，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一书所言：“英语世界戏曲研究的发展规模与成就，已经达到绝对不容国人忽视的地步，甚至达到了足以对国人自己的戏曲研究提出严重挑战的程度。”[6]9 如此蒸蒸日上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在成果迭出的背后，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现象。十余年前孙歌等学者论断的：“从马若瑟①以来，西方人关注中国戏曲的重心始终在元杂剧，明清传奇的翻译和研究远不能和元杂剧相比”[7]29，在现今英语学界是有了较大改观的，明清传奇的翻译和研究在新近开始兴盛。而真正未能有所转变的，乃在对南戏的关注。自1970年代波兰学者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iki)以博士论文《南宋的早期南戏》(1974)[8]开创西方唯一关于早期南戏研究的专论外，至今少有英语学人深入探究南戏这一戏曲样式。在21世纪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角度进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大潮中，“南戏”作为可以大有开拓的领地，是否能如元杂剧、明清传奇一样顺利地进入欧美学者的“想象”视野? 本文以前人总结的中国古典戏曲英文研究论著目录为基础，同时利用短期访学麦吉尔大学之契机，以图书馆拥有的“The World’s Largest Library Catalog”(World Cat)、“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Full Text”(PQDT)以及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1971-)、EBSCO(Academic search complete)等数据库，在“theater history”、“asian literature”、“asian history”、“art history”、“art criticism”、“performing arts”和“comparative literature”等主题下，以“traditional/classical Chinese drama/theater/opera”、“xiqu/nanxi/southern plays of song”及“Song dynasty/Yuan dynasty”等关键词检索，将2011-2015年期间用英语出版或发表的古典戏曲研究著作、期刊会议论文及学位论文进行夥集②，作为时下英语学界古典戏曲研究动向工作的一种延续。更重要的是，将视野聚焦到研究南戏的文章上，以窥见英语学界的南戏研究动态。 一、近五年英语学界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概况 英语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大都不采用以戏曲文本、戏曲史现象或戏曲理论命题为依据，深入探究其中隐含的理论内涵或理论命题，而往往是先行确定一种或几种当下流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之作为学术思考的平台、论文写作的框架或理论阐释的指南”[9]102，“他们的研究内容均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即侧重文化研究、跨界(学科)研究，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甚至考古、宗教、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或领域的内容融合一体，再加之各种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催生下的各种新近的文学、文化批评手段的运用，从而使其研究内容获得了巨大的文化信息量，呈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文化世界；他们似不专注于文学本身，而是探究其后隐匿或折射出的独特文明与文化意义”[10]112。近五年出版的英文论著和论文基本上延续着这样的学术传统，落实到具体内容上，开始形成两大趋向： 一是注重戏曲的音乐和表演，在做还原明清当时日常生活的努力。如徐芃(Xu Peng)的《想象声音：晚明中国的演唱、戏剧和审美(1547-1644)》[11]一文，研究的重点是晚明时期日常生活的“唱戏”和作为当时代表性戏曲样式“传奇”的唱腔、表演。文中征引了大量有关音乐、曲律上的古代史料，以《琵琶记》、《西厢记》等传奇文本为主具体分析戏曲的点板、唱腔等问题。如作者所言，“本文受到了社会学家、文化史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德赛都(de Certeau)等关于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强大影响”[11]191，文章通过研究16-17世纪中期的传奇演唱者、乐师及出版商，期望重构晚明时期戏曲演唱活动并探索其背后的特质。如舍恩博格·康拉德(Schoenberger，Kevin Conrad)的《阅读共鸣：前现代中国对传统诗歌音乐性的改编》[12]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讨戏曲唱词、说白对诗歌音乐性的改编与传承。涉及到古典戏曲的音乐、曲律及表演的论文还有孙晓静(Sun Xiaojing)的《大音希声：“大曲”与中古中国的表演》[13]、敖玉敏(Yumin Ao)的《元杂剧〈窦娥冤〉的主题、叙事和音乐结构研究》[14]等。结合当代戏剧表演形态及历史文本的记载，以期逆推明清时期的演出形式及演员生存状态，成为英语界学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趋向，如袁书菲(Sophie Vollp)的《世俗的舞台：十七世纪中国戏剧》[15]、张帆(Zhang Fan，Jeremy)的《戏剧维系精神：金元时期平阳的艺术、仪式和剧场(1150-1350)》[16]、安德里亚·高曼(Andrea Goldman)等编写的《剧院与城市：1770年至1900年北京的文化政治》[17]、韦斯勒·保罗奥古斯特(Vierthaler，Paul August)的《准历史和公共知识：明末清初非官方的历史叙述》[18]等。 整体上来说，对杂剧传奇的音乐性的关注，章道犁(Dale R.Johnson)的《元代音乐剧：北曲之结构与曲律》[19]为其滥觞，通过分析《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和曲律等材料，探究戏剧的曲牌和音乐节奏的路径，至今为西方学者采用。近些年学者研究的突破就在于加入了田野实践的研究，并且更为娴熟的运用文化解读与阐释的理论，从而寻找到更精微的启发性视角。 二是对传统作家及戏剧作品展开跨文化研究，关于戏曲与小说关系等“旧话题”的讨论经久不衰。作家作品方面，有吴映辉(Wu Yinghui)的《评点、插图与文体融合：〈西厢记〉和〈琵琶记〉的版本对比研究》[20]关注的是17世纪两个著名剧本《西厢记》、《琵琶记》的传播与消费状况。出版业的繁荣及图书流通的扩展，出版商、评点者及绘刻家之间的互动、融合与竞争，使得当时的文人剧本创造性地出现了不同的评点本、绘图本广为流传的现象。文章分五大方面对比分析《西厢记》、《琵琶记》的版本：评点、表演文本、插图、两大“才子书”和游戏八股文。作者认为，两大戏曲的评点、绘图不断地被雕版印刷，透视出了晚明诗、文等各种文体的融合进程，而这种多样化的创作形式，也使得17世纪中国的精英(elite)与大众(popular)文化的互动更为复杂。拜纳斯·凯莉(Kelli Byrnes)的《天香的挫折：对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的翻译与分析》[21]也对《钱大尹智宠谢天香》进行翻译并分析天香的女性形象。在作家个案研究方面，萨拉·凯乐(Sarah Kile)的《走向非凡的日常生活：李渔(1611-1680)的视野、写作和出版》[22]以李渔为中心进行专题研究，通过大篇幅介绍李渔的生平经历，对其戏剧创作与实践，戏曲编排理念和舞台表演等方面都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文章重点分析的是《闲情偶寄》，如对“创立新制”、“家庭行乐之法”内容的翻译与阐释，是全面论述李渔在戏曲创作、戏曲表演等方面的力作。文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李渔戏曲理论与实践中对女性性别和身体的认知，在分析李渔的写作、出版活动后，认为李渔在戏曲和印刷中是有着自觉而强烈地呈现非凡日常生活的选择意识的。又如陈开君(Kaijun Chen)的《满清技术官员文化的兴起：包衣人唐英(1682-1756)的个案研究》[23]，以清代戏曲家唐英为对象，文章重点不在戏剧，但部分章节谈到了戏曲的创作和理念，以及清末花部、雅部戏曲的融合等。谭靝沅最新出版的两本书，《激情、浪漫与情：〈游园惊梦〉里的情感世界与自我意识》[24]和《1616：莎士比亚和汤显祖》[25]，既是作品分析，亦涉及作家探讨。戏曲与小说之关系上，如梅春(Chun Mei)的《近代中国的小说和戏剧想象》[26]、舍克里·丽诺尔(Szekely Lenore)的《逐利于市：李渔(1611-1680)改编为传奇的话本小说作者溯源》[27]、赵英志(Zhao Yingzhi)的《梦幻之域：清初戏剧与小说的抒情传统》[28]等。学者将这些对经典作品的一再研究界定为“一种具有模式化特点的‘文化细读’”[3]176。事实也大体如此，如在“身体”、“性别”等话语视角下，莫妮卡·梅林(Monica Merlin)的《明末名妓马守真(1548-1604)的愉悦：南京城的视觉文化、性别与自我塑造》[29]、石飞(Fei Shi)的《性别、身体与空间：中国古典戏剧的当代跨文化和跨国演出》[30]、李宇航(Li Yuhang)的《性别化：晚期帝制中国女性艺术与文化中的“观音”》[31]、刘宇驰(Yuchi Liu)的《性别与代言：大陆、华语区和海外的花木兰故事》[32]等论著，都是在诠释的深度上来拓展自己立论的领域。 另外，古典戏曲的英译本仍然在不断更新，奚如谷(Stephen H.West)和伊维德(W.L Idema)出版了《〈赵氏孤儿〉：最早的一个版本》[33]，时钟雯(Shih Chungwen)的《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34]也重新出版；关于民间故事与地方戏的互动研究也是成果迭出，罗兰·阿登堡(Roland Altenburger)等编著的《扬州：中国地方文化的文学地标》[35]将扬州的各种文学样式如民间故事、戏曲等进行了汇集，易德波(Vibeke Bordahl)的《武松打虎——中国小说、戏曲、说唱中的口传传统与书面文化的互动》[36]也谈及扬州说书故事与评弹表演，等等。 应该说，近五年英语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总体上成果是极其丰富的。与国内研究情况类似，英语学界研究的成果，“与宋元戏剧研究相比，明清戏剧研究方面则产生了更多的研究成果”[37]79。这五年时间里，关于南戏的研究几乎为零，只是在论文的片段偶尔提及。古典戏曲研究欣欣向荣而南戏却无长足进展，值得梳理并探究背后之缘由。 二、英语学界的南戏研究 相比较于大量杂剧、传奇剧本被英译及许多硕博论文对此展开的集中研讨，研究者对南戏的关注显的十分平淡。若以将改编自《赵贞女蔡二郎》的《琵琶记》区分南戏的话，则最早翻译为英文全本的南戏为1978年的《宦门弟子错立身》(译者为William Dolby)。目力所见之南戏译本还有1995年白之(Cyril Birch)译的《白兔记》(片段)和1998年雷伊娜(Regina Sofia·Llamas)译的《张协状元》，对比《西厢记》、《牡丹亭》等杂剧、传奇的众多译本，南戏可谓门可罗雀。从1970年代日比科夫斯基率先着手研究南戏开始，抛开杜为廉(William Doiby)《中国戏剧史》(1976)、马科林(C.P Mackeras)编的《中国戏剧》、奚如谷(Stephen H.Weat)的《金代戏剧面面观》(1977)、柯润璞(J.I Crump)的《忽必烈时代的中国戏剧》(1980)及奚如谷、伊维德(W.L Idema)合著的《中国戏剧：1100～1450》(1982)等戏曲史或文学史对宋元南戏大体语焉不详、一笔带过之论述外，专题性研究论文少之又少。实际上，四十年前英美的大家学者已经开拓出了很好的南戏研究规模，但未能很好地传承、接续下去。 (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英语学界南戏研究的开拓 现今论及英美学界对宋元南戏的研究，首先提到的是波兰学者日比科夫斯基。《南宋的早期南戏》是其博士论文，核心观点是将南戏视为中国最早的戏剧，这也显示出其受到了当时中西方学者沿着王国维的启示而展开戏曲起源探讨的影响。日比科夫斯基用了很大的篇幅一一驳斥了中国学者关于南戏起源的观点和理论，认为南戏和元杂剧都是从北宋杂剧发展出来的，而南宋后期南北分裂和对峙的状态使得同根同源的宋代杂剧走向了两种不同道路，进而分析南戏文本《张协状元》后，得出民间说书或者说白话小说对南戏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将故事的源头上溯到了唐传奇。日比科夫斯基在其论文里开出了南戏研究的众多话头，如南戏情节、结构、剧目及与宗教仪式的关系问题，南戏与希腊、印度、日本戏剧的比较问题，南戏的表演长度、戏剧角色与来源问题，《张协状元》的滑稽因素、叙述模式及与民间说书的关系，等等。可以说，日比科夫斯基以极其宏大的气魄论述了其所理解的南戏的方方面面，既有文本的细致对比，也有理论上的阐释，不论观点是否片面，其开创的对南戏的思考以及不同侧面的论述，完全给英美学界提供了充足的启示，然而现今却没有看到关于任何一个视角更为深入的探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澳大利亚的马科林也是从南戏的起源角度展开探讨的，他在《中国戏剧：一个历史的考察》中认为：“对于中国戏剧来说，11-12世纪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南戏的诞生和兴起，这是中国最早的完全成熟的戏剧形式”[38]40，由于是史论，马科林并未进一步展开分析南戏，有一笔带过之嫌。相比较而言，差不多同时的美国学者白之(Birch Cyril)对南戏研究更为深入，其《早期传奇剧中的悲剧与情节剧：〈琵琶记〉与〈荆钗记〉》(Tragedy and Melodrama in Early Ch’uan-ch’i Play：Lute Song and Thorn Hairpin Compared)[39]1-30一文，对传奇《琵琶记》与南戏《荆钗记》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如对《琵琶记》与《荆钗记》平行场面的比较、共有曲牌的分析，同时分析《琵琶记》第九出、第二十四出和《荆钗记》第十八出、第二十七出的文本异同，最后以“对比意象”和“复现意象”阐释《琵琶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学界涌现出了较多关于南戏的研究成果，杜维廉、奚如谷、马科林等学者从总体形态上对南戏有过论述，日比科夫斯基及白之等也从南戏文本、音乐层面提出了开创性见解。可以说，此时欧美的南戏研究，虽不能像元杂剧般如日中天，至少在开疆拓土方面，已经触及丰富矿产的里层了。 (二)三十年来英美学界“南戏”想象的缺位 进入1990年代，与国内南戏研究大家迭出相比，欧美学人的声音却忽然转向了寂静。此时对南戏传播与推进有较大贡献的是中国学者孙玫在国外的英文博士论文《南戏：戏曲最早的形式》[40]。文章梳理了传奇与南戏界限的问题，并重点比较《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等南戏与明代嘉靖后期的传奇，分析二者在剧本体制、调笑戏弄功能等方面的差异，认为元末之前和嘉靖之后是为两个断限，中间之时间即为南戏、传奇并行与过渡时期。孙玫教授有着很好的中文学术训练，因而体现出了扎实的文献精神，对南戏的体制、变迁等观点与大陆研究实现了同一水平，而英美前辈学人提出的南戏研究头绪还有待后辈拾起。 然而，如前文纵观近五年英美学界对古典戏曲研究状况一般，1990年代以后关注南戏的学人十分罕见，西方理论的长足发展并未渗透到南戏领域，因而南戏的研究也未能取得如明清传奇那般多样化且有创见性的分析视角。 这一时期涉及到南戏研究的文章，有雷伊娜的《〈张协状元〉的喜剧角色与表演(附全文翻译)》[41]，主要分析南戏《张协状元》，讨论末、净、丑三个主要角色的功能和表演形态，并做了剧本的全文英译。雷伊娜接受了大陆认为的《张协状元》写作于南宋早期的观点，认为在15世纪左右，中国戏剧的角色表演远远发达于戏剧文本，很可能的是剧作家是以表演角色而调整、修改剧本的，为适应表演者的角色而创造不同的戏剧类型进一步促进戏剧角色表演的系统化，因而角色表演与文本创作的互动，对明清以来戏剧角色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同时的一篇博士论文，傅礼军(Lijun Fu)的《中国文学的衍生：负心郎故事的原型》[42]则以文学母题的方式切入，根据“负心郎”的故事原型，描述这一模式在宋、元、明时期的改编、转型和倒置过程。论文以《张协状元》、《赵贞女蔡二郎》、《荆钗记》等南戏文本为分析对象，负心郎的原型在改编、转变的过程中聚焦到了中国传统的“报应”、“教化”和“惩恶扬善”等观念。应该说，对“负心郎”的类型分析，文章还没有深入到剧本本身的理解中去，流于浅层次的观感。 其余讨论南戏的文章就很罕见了，大多转向与南戏有关的木偶戏、目莲戏等地方仪式性、宗教性戏剧探讨，如郭启涛(Guo Qitao)的《徽州目莲戏：输送儒家伦理的“仪式与神”》[43]、杨端伟(Tuen Wailmary Yeung)的《娱乐与复活：戏曲、木偶戏和中国南方的祭祀仪式》[44]、洪知希(Jeehee，Hong)《中国宋金时期表演图像中的戏剧化死亡》[45]以及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的《“目莲”故事在宝卷中的发展与演变》[46]等。 也就是说，近三十余年英语学界对南戏研究的探讨并没有沿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辈们开创的道路拓展下去。观照日、韩等国家对南戏的研究，英语学界对南戏的研究以西方常用的“想象”来说，是比较乏力的。造成这种对之前传统研究的断裂或缺位，其缘由值得反思。 三、英语学界南戏“想象”乏力之缘由 无论是近五年英语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未有一篇涉及南戏，还是1990年代以后南戏研究成果凤毛麟角，都昭示着南戏并未受到英语学人足够的关注。对比于大量关于杂剧、传奇及地方剧中被用之以阐释理论、女性主义及日常生活还原理论的大量“想象”成果，南戏研究成了“木桶理论”里最短的那一块木板。如此显而易见的空白领域，为何没有更多的英语学人进入耕耘、发掘? 一是南戏的英文译本太少。目前英语学界可以阅读到的大量是杂剧、传奇的剧本，这也提供了对这些作品进行多层次、多角度诠释的可能，而南戏只有《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荆钗记》、《白兔记》等几部较有名的作品被翻译到了英语学界，这与国内有丰富的戏文校注本是有天壤之别的。 二是南戏内容本身的限制。南戏大多是底层的书会才人创作的，文本的挖掘不太容易，加上南戏本身在明清时期有一段空白期，文献上的不足使得学者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推理。加上与传奇的种种纠葛，文人对南戏的改编，以及民间说唱对南戏故事的借鉴，使得学人关注后期传奇及与民间说话、小说文本的关系可以取得更为明显的突破。 三是田野调查的转向与分流。近些年随着戏剧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兴起，对宗教戏、仪式剧及地方戏的关注，成为了古典戏剧中的新力量。与之相关的是，傩戏、莆仙戏等与南戏有血脉相承的剧种获得了亲睐，因而专题性研究南戏的力量就不多了。 值得欣慰的是，南戏被翻译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最重要的几部作品还是有了较为可靠的译本。如同任何学术领域皆有萌发、兴盛与烂熟之更替规律，梁任公曰：“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为启蒙期(生)；二为全盛期(住)；三为蜕分期(异)；四为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47]2英语学界最初受欢迎的是元杂剧研究，而今对传奇的研究也兴盛起来，当杂剧、传奇的研究走向成熟、饱满时，我们期待英美学者对南戏的研究亦能循杂剧、传奇之轨，开创出新领域。 原文参考文献： [1]都文伟.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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