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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舆论的载体和博弈的平台 从广义上说，电影也是媒介的一种，媒介技术会影响电影的形态。电视出现之后，专供电视播放的电视电影为了适应小屏幕采用了不同于影院电影的制作方式；新媒体兴起之后，适应移动终端的微电影也应运而生。除此之外，制作者进行宣传，观众搜寻影片的信息等，都需要借助媒介。因此，媒介影响着电影的制作和接受。 传统上，报纸、电视等媒介往往起着“议程设置”的功能，也就是说，虽然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往往成正比关系，受众会因媒介提供的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20)。因此，一部电影受到关注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宣传的力度。资金雄厚的大片常常会在上映之前大量投放广告，电视、地铁、楼宇、公交站牌等各个角落被全面覆盖。铺天盖地的广告的确会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大片由此成为一时的热点话题，为了满足对它的好奇心，或者避免在社交中失去谈资，人们会走进影院观看这些大片。但中小成本的电影却很难凭借这样的方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往往无声无息地在影院出现几天之后，就遭遇下线。 在新的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情况出现了改变。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社交网络与传统媒体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其个性化和交互性，在它们的平台上，所有的使用者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也就是说，信息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输，而是多向、多元、相对平等的交流。用户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主动选择、定制信息，因此呈现在用户眼前的信息，往往与个人及其同侪的趣味、关注点相关，权威媒体操作的空间大大压缩。同时，交流的方式也更加灵活、自由，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某种程度上也更加深入、私密。这样，观众对直白的宣传可能更敏感，也更难以忍受，不愿意仅仅因广告便走进电影院；相反，来自名人微博或者朋友圈子的对某部电影的赞扬，却更有可能切合他们本身的兴趣点，激发他们观看的欲望。 最近兴起的这一潮流中的电影大部分是中小制作，在传统传媒条件下无力和大片竞争的它们，在新媒体的环境下找到了适合的营销方式——如所谓的“病毒营销”，即利用新媒体用户的口碑进行网络宣传，让电影的信息像病毒一样传播和扩散。这种传播是用户之间自发进行的，因此费用极其低廉，而病毒式的扩散方式也使信息以极快的速度到达潜在的观众。同时，新媒体的用户多是城市里的年轻人，与电影观众有着很大的重合，因此，利用新媒体进行营销不仅费用更为低廉，定位也更为精准。《失恋33天》、《致青春》(2013)等电影都是新媒体营销的成功案例。有人计算过，参加《致青春》某次宣传活动的24位知名人士的微博账号，拥有粉丝数量共计达到3.7亿。也就是说，一次宣传就可以为电影吸引数亿人次的注意力，这个规模与速度是其他媒体难以望其项背的，同时，由于这一信息是粉丝主动关注而获得的，效果也比被动接受要好很多。 当下的这一电影新潮流，与新的社交网络的兴起几乎是同步的。很难说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至少可以推测，这一潮流与媒介的转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媒体环境下，观众的口味更少受到权威的影响，也得到了更多的表达空间，因此，适合他们口味的、以都市年轻人为主角的电影更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关注，成为他们观影的首选，也更有可能被制作者生产出来。 在这个潮流兴起的过程中，作为沟通观众和制作者之间的桥梁，媒介的作用是隐性的、间接的，但媒介自身的改变使得电影信息传播和接受的渠道发生了改变，在制作者和观众更直接、更迅捷的沟通中，能够引发观众观影兴趣的情节、题材、风格元素更有可能被制作者把握，在电影制作中重复使用，成为新的电影类型的固定程式。 通过上面的论述，笔者分析了时下这一新的电影潮流产生过程中的主要力量及其博弈，但是似乎还遗漏了另外两种对电影生产和消费有着重要影响的力量——影评人和电影审查机构。这两种力量有着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权威性，但笔者认为，在这一新潮流兴起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单向交流的媒体情境下，职业影评人，包括学院内的研究者，往往掌握着舆论工具，如报纸和杂志的专栏、电视和广播节目等，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比起普通观众，他们有参加试映、点映的特权，能够先于普通观众观看到电影并发表意见；同时，他们也拥有普通观众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和鉴赏能力。因此，在电影传播的过程中，影评人往往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他们向其他观众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成为所谓的意见领袖。 媒介形态转换之后，影评人作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尽管他们的博客拥有众多粉丝，但在信息渠道多元化的情况下，他们很难成为大多数观众选择电影的指南，甚至还有可能会被怀疑为片方的利益代言人。因此，在这一新潮流兴起的过程中，影评人所能做的，是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进行总结、归纳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预测。当然，这些电影日后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和评价，多半还是由作为文化精英的专业影评人所界定。 至于电影审查机构，它一直控制电影的生产和引进，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电影很有可能根本无法拍摄，或者拍摄之后也无法在院线上映。但笔者所涉及的电影有效地避开了与政治敏感现实相关的几乎所有问题，即便是像《北京遇上西雅图》那样以“小三”“赴美产子”等敏感话题为故事背景的电影中，由社会不公导致的现象也仅仅是一带而过，其主线依然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发展。而且，由于女性往往主导着这类电影的观看选择，为了照顾她们的感受，色情和暴力的内容，即便没有审查制度，恐怕也不会有太多展现。因此，在这一新潮流兴起的过程中，审查机构并没有太多行使权力的空间和余地。 《小时代》系列的出现及热卖，证明了影评人对观众影响的有限性，也显示了审查权力的缝隙。《小时代》上映之后可谓恶评如潮，从拍摄水准到价值取向，几乎每一个方面都遭到了影评人的指摘。《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的评论文章，严厉批评《小时代》中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即便如此，在郭敬明、杨幂等明星的大批粉丝的力挺之下，《小时代1：折纸时代》(2013)、《小时代2：青木时代》(2013)和《小时代3：刺金时代》(2014)还是分别取得了4.98亿、2.98亿和5.24亿的惊人成绩。此事件说明，传统的权威力量几乎无法发生作用，新媒体所整合的制作者与观众的互动关系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在这一新潮流形成的过程中，各种力量的博弈——制作者的制片决策和电影的最终呈现方式，受到观众口味和喜好的影响，而观众对电影的选择，不仅依据自身的文化修养，也和媒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媒介本身并不是透明或者无倾向的，媒介形态的转化在无形中间接促成了这一新潮流的兴起。在各种力量的有机互动过程中，这些电影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了较为一致的特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断言一种电影类型已经诞生了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