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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提升，国人愈发觉得“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性。电影既是工业又是艺术，既能体现国家硬实力，又能体现国家软实力。然而，作为体现国家软实力的华语电影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如何？他们是怎样被误读的？这种误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均是本文拟将探讨的。 东方和西方，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虽不断增进了解，融合互通，但它们依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相互间存在差异，所以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①华语电影跨境传播中，西方评论家因本土文化框架的作用，对华语电影以选择、加工、改造、伪装、创造等方式进行接受从而形成误读。这些误读总体上讲都是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有意或无意误读。其中无意误读是指西方评论家理解华语电影文本这种“异域”文化的时候，会受其文化背景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主体的个人，他自己是不清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误读；而有意误读则不同，他虽然也受文化背景影响，但文本解读者是清楚这种理解偏差的，这种误读是有意识的。西方知识分子在有意曲解中国影片的同时，甚至还想方设法地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牵扯进去，并对之加以阐发和演绎。 (一)无意误读 张英进教授在提及西方人评论华语电影时曾提到，“每当西方(或西化的)批评家一味只用西方的思维方法‘加工处理’非西方的文化‘原材料’，他(她)们自然会面临跨文化研究中的危险”。②换句话说，西方评论家如果从西方文化常规、偏好出发来解读华语电影，往往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文化误读。而在2002-2011期间，这种误读尤以西方人因所偏好的精神分析所支配为显著。 西方学者受精神分析对性问题特别关注的影响，因此，他们在观看华语电影时也往往是带着“性”的有色眼镜来欣赏的。如霍华德·舒曼(Howard Schumann)这么理解《和你在一起》中“小春”和“莉莉”的关系，“小春迷恋莉莉(陈红饰)，莉莉是他在火车站遇见的一位善良妓女”。③美国第一影评人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也说，“难以识别莉莉具体的职业是什么，我通过网络搜索并且发现她是一个‘具有金子般善良内心的妓女’”。④但作为中国观众，我们无法确切地将女主角“莉莉”解读为一个妓女，顶多也只能将其看成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交际花。在解读田壮壮所拍摄的《小城之春》时，有西方学者认为，“田壮壮版比费穆版更清新，并且其明显呈现出‘礼言’的性无能是受心理影响的”。⑤但无论是费穆版还是田壮壮版，中国观众均无法明显看出导演将“礼言”界定为“性无能”，影片只提及他得了肺结核。影片着重表现的是“爱”，而非西方学者所关注的“性”。从“性”的角度对华语影片进行解读的还有《十面埋伏》。玛丽·安约翰森(Mary Ann Johanson)认为，“事实上，电影充满着性，不是身体动作，而是激情和欲望”。⑥《华盛顿邮报》的斯蒂芬·亨特(Stephen Hunter)认为“观看《十面埋伏》的经历不像是去看一部影片而更像是去一个真正精湛的妓院。所有可能的、形式多样的放纵都是快乐的，它令你痴迷心醉”。⑦《纽约时报》的马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在《美丽新趋势》一文中就《2046》谈论道，王家卫沉迷于远离相机女性倾斜的形象，紧身的旗袍，轻轻摆动的臀部。刻意追求角色出现的方式，如窗帘如何遮住脸，衣服如何凸显身体曲线等。西方人比较热衷于从性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电影。甚至《孔子》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马修·特纳(Matthew Turner)对《孔子》如此评论道，“影片一个最大缺点就是有太多的字幕，但几位演员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如扮演孔子得意门生颜回的任泉以及饰演孔子美丽小妾的周迅都给《孔子》增色不少”。马修·特纳(Matthew Turner)此处将“南子”误读为“孔子的小妾”。但胡玫导演的《孔子》并没有清晰地这么界定这层关系，影片只是呈现了“南子”对“孔子”有隐约的仰慕之情。西方评论家的这种误读，张英进在对克里斯·贝瑞(Chris Berry)对孙瑜导演的《大路》两位女主角的关系作出别出心裁的分析时也提及：“克里斯·贝瑞无视《大路》的集体主题，认为影片是一部‘净化的’文本，首先通过女性的‘色情’形象诱发观众的‘性冲动’，然后将性冲动‘净化’成对‘革命的激情'”⑧。克里斯·贝瑞(Chris Berry)的这种解读给我们勾勒出了西方评论家在理解华语电影文本时其背后所支撑的理论基础，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本能论。在本能论中弗洛伊德强调得最多的是“性本能”，认为性本能是无意识的基础和核心，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最终基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