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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境遇：隐喻边际与“世界主义国家” 面对同样的历史母题，何以《万世流芳》、《林则徐》和《鸦片战争》呈现出纷繁各异的故事、线索和桥段？考察电影背后的社会文化生态，至关重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以《南京条约》签订一百周年为旗号，日军报导部要求汪伪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拍摄关于鸦片战争的电影，旨在清除中国人头脑中的英美帝国主义遗毒⑩。《万世流芳》诞生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威权之中，其拍摄意图已然被强权所指定。《林则徐》完成于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并作为18部献礼片之一，参加“新片展映月”。吴迪曾这样描述新中国“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环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是新中国的语境，离开这个语境去研究新中国的文艺史、学术史，充其量是盲人摸象。”(11)1958年，“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艺术片放卫星”、“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等政治风向标(12)，都无不影响甚至左右着《林则徐》的拍摄。《鸦片战争》的创作时代，则已是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后了，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就下发了《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更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的指导方向，因而，在电影市场上既有《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也能看到《大撒把》、《甲方乙方》、《不见不散》，还有国外分账大片的引进，更丰富繁荣了中国电影市场。《鸦片战争》即诞生于这样一个开放而相对多元化的时代。 《万世流芳》、《林则徐》和《鸦片战争》诞生的时代环境不同，背后的电影生态迥异，因而，电影人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承担的使命和关怀各不相同。对《万世流芳》来说，中国电影人如何顶住日本军方的压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插入自身的创作诉求，是最难的。《林则徐》的导演郑君里和岑范，则需处理好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与艺术创作的某些矛盾问题。谢晋导演最大的难题，却首先是《鸦片战争》的融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虽已步入“市场的时代”，但在电影界，自主融资拍摄“大片”还是头一回，1亿元的投资预算并不是个小数目。当然，在创作上如何超越《林则徐》，也是谢晋导演面临的一道难题。面对不同的历史境遇，电影前辈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万世流芳》何以能成功顶住日本军方的压力，打造出一部言情式的历史电影？在沦陷后的上海，中国电影人仍能拍出这样一部打着抗击英美帝国主义的“圣战”旗号的才子佳人式爱情故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联”老板张善琨(1905-1957)多年的“政治周旋”。在张善琨的周旋过程中，日本人川喜多长政(1903-1981)是关键人物。据傅葆石的研究，“孤岛”时期的上海电影，正是通过川喜多长政的“中华”公司，才得以在沦陷区发行。川喜多长政与中国有着错综复杂的渊源，他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留学德国，更重要的是，他的父亲曾携全家来中国，致力于清朝的现代化，其中国热情被认为是叛变，后遭日本宪兵队杀害。川喜多长政这种繁复的中日情结，加上其所受的欧美高等教育，将他与一般侵华、反华的日本军政人员区别开来。也正因此，张善琨才能以他的精明、圆滑通过川喜将中国电影的自身诉求周旋于错综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张善琨谨慎而又不断地在险恶的政治压力环境中争取电影创作自由空间的努力，使得“中联”在上海沦陷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拍摄着娱乐电影(13)。 受到日军高度重视的《万世流芳》，由“中华”、“中联”和“满映”联合出品，“中联”制作(14)，虽从筹备之初就背负着繁复的中日政治包袱，但在电影的编创拍摄过程中，各路电影人却仍能相对自由而愉快地工作，从“满洲”赶来插入到演员阵容的李香兰说：“在从事优良的工作的当儿，无论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是满洲人，都能一心一意的，一起烦闷，一起苦恼，而能感觉到欣喜，这真是多么愉快啊。”(15)沦陷后的上海，普通市民如何生存？这是个乏人问津的“民生”问题。“五四”以来，一直到抗战，大家关心的主要是革命与救亡，“大我”淹没了“小我”。(16)个体的日常人生一直处于被忽略、被湮没的状态，更何况抗战以来国民政府所在的重庆方面对滞留上海的中国人存在鄙视，都使得沦陷区上海市民的“民生”境遇遭受着种种无形有形的巨大压迫。在民族救亡、外族压迫和同族误解的夹缝中，沦陷区上海市民的个体生活，何以慰藉？电影，可说是他们疏解压抑、苦闷、无奈、煎熬和愤怒的想象性通道。 1943年的《新影坛·〈万世流芳〉特辑》刊载了两幅剧照，其题辞为：“才子佳人晒风流、尽忠报国抗英美”，可见言情娱乐只是影片的构思起点，其边际效应指向意识形态隐喻。《万世流芳》真的履行了日军所谓“尽忠报国抗英美”的意识形态要求？言情娱乐的隐喻边际恰恰暗示了相反的方向，电影通过诸多情节、景观和细节，透露出沦陷区上海市民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所忧所愤。《万世流芳》以中国传统古建筑和民歌作为开场，其民族情怀昭然可见。开头出现的烟馆充斥的街道，并没有迹象表明或暗示是广州街道，这又会使沦陷区的上海观众设身处地联想到上海的烟毒，从而更增加对日本人的憎恨。张静娴组织“平英团”鼓动中国人反抗“洋人”，这“洋人”同样也可以包括日本人。直到影片最后，林则徐发配新疆之前对群众发表演说：“中国不会灭亡”，更喊出了沦陷区上海市民的心声。据当时的观察者所讲，所有的观众都疯狂地鼓掌(17)。可以说，《万世流芳》不仅没有按照日本军方的意图拍成一部清除中国观众头脑中“英美帝国主义遗毒”的影片，反而在带给观众一部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的同时，更指涉出上海市民在情感和心灵上的诸多需求。沦陷区的上海市民，作为大时代压迫底下被压迫、被孤立、被畸变的群体，《万世流芳》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曲折的想象性民族认同和情感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说，《万世流芳》在特殊的时代困境中，仍然能通过编创历史故事来有效地传达现实社会的“民生”诉求，履行的恰恰是电影作为通俗文化形式关怀个体人生体验的社会功能。 《林则徐》没有多少言情娱乐的构思起点，但在“悲剧英雄”和“家国叙事”之间却历经纠葛。根据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的回忆：《林则徐》拍摄期间，周恩来总理特地委托人把一首有关“三元里平英团”的抗英战斗诗送到摄制组，嘱咐郑君里好好研究如何把握广州人民奋起抵抗侵略军的这条线。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郑君里原本希望以林则徐策马西行的背影作为结尾，但最终未能实现(18)。现在我们看到《林则徐》的结尾是渔民邝东山领导的“平英团”冲向山峰后的胜利景观，这一光明结尾隐喻着伟大的工农革命斗争的胜利。《林则徐》将民族革命的历史故事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时代要求结合起来，从好的方面说，有益于追溯中国文艺传统，电影中林则徐江边送别邓廷桢一幕化用古典诗画意境，广为电影史家称道。然而，从晚清富民强国的“金铁主义”到新中国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其背后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固然是在列强竞争、大国争霸的险恶国际环境之中的必然选择，但倘若以“国家主义”来束缚文艺创作，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遗憾：人物塑造扁平化、正反派分明、某些桥段失去情境中的真实，等等。当然，这些时代的印痕和电影前辈们留下的遗憾，我们可以心怀敬意地谈点看法、找点启示，却无从苛求。 《鸦片战争》的难题，当然首先是个经济问题，按照所谓“大片”的商业规律来进行融资运作，对于当下的华语电影来说，当然司空见惯，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殊非易事。《鸦片战争》在融资方式、拍摄模式、发行渠道等电影产业链上进行了一系列与世界电影行业接轨的努力和探索。谢晋曾在《鸦片战争》的导演会上说：“我们在机制上要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即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民间集资的办法来筹集这1亿元的投资，用市场经济、股份制公司的方法运作，走出一条大制作的产业道路。”(19)1995年12月14日，谢晋与浙江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谢晋不仅融到了《鸦片战争》的资金，而且，如今的横店影视城已成为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从1996年8月至2008年4月底，国内外共有包括《刺秦》、《英雄》、《汉武大帝》在内的500多部影视剧在横店影视城拍摄(20)。 在笔者看来，《鸦片战争》将民族悲剧置于世界文明格局中进行反思，艺术创作圆融丰满，各色人物精彩迭出，观念诉求各得其所。影片中的林则徐起初认为西方人的刀叉比不上中国的筷子变化无穷，但鸦片战争伊始，林则徐就意识到连吃饭都用铁器的民族不可小视。英商颠地在议会上展示中国的瓷器，并以此比喻中国的浑圆和骄傲，可是一摔即碎。这难道不是通过他人之口说出的，对当时乃至当代中国人仍然残留着的优越感和屈辱感相交织的国民心理吗？正视和反思之后，《鸦片战争》给予的解决之道是：悔过自新，着眼教育。在“越华学堂”门前，电影以林则徐的声音用画外音的形式说出了饱受压迫和屈辱的中国人的心声：“强敌临门不足畏，天翻地陷不足惧，就是不能让读书人沦丧！”这种气节和观念，深深浸透着传统中国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风骨，就像影片中浙江定海知县姚怀祥所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船，也没见过这么狠的炮，但是我必须抵抗，我大清官兵有死无降！”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铮铮铁骨的品质，在这个物质至上、娱乐至死的时代，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 “五四”时期，梁启超试图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起来，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cosmopolitan countries)。这种新的国家主义与以往的民族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不同，而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时贡献”(21)。从“世界主义国家”的人文理念来看，《鸦片战争》拷问、反思民族屈辱史，更将西方文明表象背后的野蛮、奸诈与霸权揭露出来，即便今天看来，仍意义深远。影片中，西方人用民主的方式决定是否交出毒品，打着维护自由贸易的旗号将军舰开抵中国，在香港冠冕堂皇地举行升旗仪式，皆是对文明的反讽。尤为难得的是，《鸦片战争》对西方人形象的处理，不再扁平化，这显示了谢晋导演的“世界主义”胸怀。且不说牧师劳顿将亡故的教友葬入大海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关怀。最让人难忘的是在讨论对华开战的英国议会上，电影将尊重文明、真正崇尚自由与平等的公理价值赋予了一位最尊贵的议员亚历山大爵士。他尊重孔子和庄子，他想去中国，但他宁可游过大海，也不愿坐军舰前去。《鸦片战争》虽然揭示了现实世界是一个强权横行的丛林世界，但电影所传达的理念，不再是金与铁的“国家主义”，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与精神，更是“世界主义国家”的人类关怀。虽然议会不能阻止军舰开抵中国，但电影仍然将公理与文明赋予了最尊贵的议员，其间所蕴含的对于推动人类进步之世界图景的追求，也不再是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的世界观，而是超越了“国家主义”的狭隘目标，内涵着不同种族、国家与人民所共同追求的文明秩序和全球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