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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岁电影，中国人的口红 所谓“口红效应”，是指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在美国，每当经济在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因为人们认为口红是一种比较廉价的消费品，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会有强烈的消费欲望。因此，口红作为一种慰藉品而大受欢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仍能飞速发展，正是借助了这种效应的影响。同样地在中国，贺岁电影恰如那支口红，在每年岁末为饱受一年蹉跎的人们带去一缕美好的惬意。 结合到中国的电影贺岁档，大家在经历了08年那么多的坎坷和大喜大悲的时候，又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面对众多的消费娱乐方式时，人们无疑期待着年末能够在经历了一年的喧嚣后寻求到一种宁静的快乐，心灵的慰藉。电影《非诚勿扰》中提到了“5·12”地震后无家可归的孩子，提到了百年不遇的经济大萧条，提到了世界的战争分歧，影片的结尾，秦奋买回自己曾经发明的终端机，从终端机的孔中放大了一个主观镜头，从这个镜头中呈现出的是不断攀升的股市，是冉冉升起的希望，这是新年时的美好祝愿，这是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是一种带有好莱坞式的幻想，是一场带有中国特色的美梦。伴随着电影的播出，秦奋抱得美人归，人们也走出沮丧与彷徨。经济的低迷，意外地激发了这部电影的叫好与叫座。尽管冯小刚的贺岁片一直叫好，叫座，但《非诚勿扰》，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冯小刚也的确是内地贺岁片当之无愧的缔造者，对贺岁片的影响十分重大。1997年，冯小刚与紫禁城影业公司合作，迈出了贺岁档电影的第一步，拍出了《甲方乙方》，这部由葛优、冯小刚等主演的关注平民梦想的喜剧大获成功，取得了3600万元的票房，使内地票房看到一线生机，“贺岁”这一概念被大众普遍认同……接下来的《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冯小刚的贺岁片地位被稳固地确立下来。2001年，《大腕》开始求新求变，改走精英路线，不再关注小市民的平凡生活，而2003年的《手机》则开始了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深入反思，关注的是大家都较为敏感的话题，到了2004年的《天下无贼》则更是加入了导演本人对人文的思考，对人性的理解，可以说，冯小刚，在贺岁电影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步伐越来越坚定，并且始终不曾停下。到了2009年，更多的导演意识到了经济危机给贺岁电影带来的无穷尽的商业契机这一怪诞现象，纷纷拍出自己的贺岁电影，这一年贺岁档的片子类型多样，票价合理，恰恰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口味，给中国观众带来了一场丰盛的贺岁大餐。 从很大一个程度上讲，中国内地的贺岁电影受到香港的电影影响颇深。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堪称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电影受到美国大片的影响，一系列类型电影诸如警匪片，武侠片，搞笑片，爱情文艺片等等，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轮番登场，尤其是黄百鸣和他的新艺城电影公司接连推出了一系列的喜剧片，例如：《家有喜事》、《福星喜报》、《花田喜事》等。正像著名电影评论家尹鸿教授针对贺岁档说过的“一批观众养成了在年底看一场电影的习惯，而这个档期也容纳了越来越多差异性的电影。”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也曾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冯小刚的贺岁片的高峰时期，很像是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某些小品节目，成为这个普通大众新年伊始的时候可以期待的一件事，一个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欢乐，带来一些欢笑，带来一个快乐的一个半小时的一段时间。” 生活在当下，我们经历了很多挫败，我们经历了很多曲折，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紧张焦虑，但我们却看到故事中的主人公，从某种角度上讲，可能活得还不如我们。例如《非诚勿扰》中，笑笑苦苦爱恋一个已婚男人，注定得不到婚姻的幸福，也走不出爱情的阴影，被男人与感情一片片撕裂；秦奋，一个生活中的理想主义者，留学归来，事业爱情双未卜，征婚屡遭失败，被女人与婚姻绊住了脚步，但他却能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每天打网球、上网、约会，过着不比80后落伍的小资生活，诸如此类在生活中失意的人们，他们生机盎然地活着，而那些所谓的有钱人，常常成为电影中被嘲讽、被奚落的对象。《非诚勿扰》中范伟扮演的角色，在美人豪宅的簇拥下，花两百万英镑买回秦奋的小发明，最后头发花白，愁眉苦脸，逢人推销，以100万日元卖给已拥有爱情，正春风得意的秦奋。冯导的电影，正体现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冯小刚作品当中的小人物，他们是充满了智慧的，他们是充满了情感的，而那些体面人，那些富人，他们是愚蠢的，他们是可笑的。导演很善良地发现了这些小人物，而且正是导演那份投向小人物的温情和小人物本身之间的温情，温暖了我们，也抚慰了我们。这其实正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同时，这也是中国电影贺岁档的最纯美初衷。 我们不知道冯小刚/葛优/王朔的三位一体模式还能支撑中国贺岁档多少年，但是中国的贺岁电影，堪称中国人口袋中必备的一支口红，是象征着现代性审美的中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总在恰当的时候，为人们涂抹出一抹绯红，点缀出一段生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