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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学需要特别着重加以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电影的本质及其属性的描述，其中包括电影的存在条件、存在方式、发展阶段、发展格局和发展趋势。这一问题是电影学研究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他的所有研究，都要以这一研究为基础。第二，电影的生产、再生产和消费的一般机制以及对于这一机制的合理性及效率的评估和调控，包括对这种机制未来走向的预测判断。第三，电影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电影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活方式，包括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产生的重要影响与改变。这些影响和改变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评定这种影响与改变。特别是把影像文化与印刷文化(电子文明与印刷文明)加以比较后的定位，及对这两者所占份额与布局的判断。第四，电影的创作、欣赏、批评、研究与教育的发展程度与发展水平如何，如何评价这种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规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高水准的创作人才，还是为了培养合格的高水准的电影观众。电影教育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是决定电影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我们意识到，在世界各国电影发展的范围之内考虑这些问题，由于世界各国电影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将会使问题变得极其复杂，并且极大地增加其研究难度。在这个意义上，国别电影学可能成为一般电影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不必说，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中国电影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电影在未来可能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中国电影学的研究对于一般电影学研究就具有了特殊意义。也就是说，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来看，中国电影学研究有其必要性⑤。 总之，电影学，是对于电影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艺术手段和传播媒介进行宏观整体性及综合性研究的学科，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确定和调整发展中国电影的基本理念，适时地提出发展中国电影的长期和近期的决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要对电影在中国社会中的存在条件、发展机制、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意义等一系列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电影学研究带有某种“准哲学”的性质。这一点又决定了电影学的研究应当具有最大限度的科学性和学术整合性。 接下来，就是重新认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拨乱反正，恢复理论研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的问题。这里必须提到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贬低和蔑视理论研究、随意向理论泼脏水的思维定势。这一倾向十分顽强，且源远流长。始作俑者可以说是歌德。他在《浮士德》中有一个桥段：一天，有个青年学生前来向浮士德求教，并欲拜浮士德为师。浮士德不想接待，于是，魔鬼便装扮成浮士德，回答那学生提出的种种问题，最后说道：“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这贬低理论的俏皮话不胫而走，流布天下。接下来是马克思，据说，马克思也曾经引用过此言。马克思自己还说过与这个意思大致有关的两句话，一句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另一句是：“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1]这两句话中，前一句更为著名，影响也更为深远。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把前一句话当成至理名言，深信不疑。直到最近我才发现问题之所在。其实，我们更应该说的是，古今中外，任何理论的创立，其目的或多或少都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这样说，才更符合历史实际，现实实际。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待理论的态度可谓相当恶劣。据维特根斯坦的一位传记作者描述，1930年的圣诞节期间，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进行了许多讨论。在讨论中，他反复攻击哲学追求理论的企图。他说：如果告诉我任何什么理论，我会说，不、不!我对此不感兴趣。即使这理论是真的，也不会使我感兴趣，理论不是我真正要找的东西……在我看来，理论毫无价值。理论不能给我任何东西。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制定理论是非常严重的罪过。其实他忘记了，哲学正是一种理论，哲学要使自己成为哲学，首先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理论。毛泽东曾指出过，哲学产生于奴隶社会，主要为统治阶级维持统治所需。我们看到，传统的哲学一般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其构成以梯级方式依次显示出其实用性。价值论包括伦理学和美学两大部分。伦理学和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以后，哲学就剩下本体论和认识论了。但是，仍然保持其对于现实的关联性。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所谓理论，无非是各种不同知识领域的组织化形式。而哲学则是对世界的总体性逻辑描述。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就有过很精到的描述：“图像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在图像中有图像的元素与对象相应。”“图像的元素在图像中代表对象”，“图像之为图像在其元素以一定方式相关联”。“图像元素以一定方式相关联，表示物项如此关联，叫做图像的结构，这种结构的可能性叫做图像的表象型式。”“表象型式即是逻辑型式，则图像叫做逻辑图像。”“每个图像亦是一逻辑图像。”与此相类似的对于理论的认识还有美国学者约翰·布里格斯和英国学者F·戴维·皮特，他们指出：“理论是对自然无限复杂性，它强调流动(flux)内部的某种微妙差别的精神投射。物理学家玻姆喜欢指出单词‘理论’(theory)和‘戏剧’(theater)具有相同的希腊词根，表示‘看’。对玻姆来说，科学理论或哲学理论也是心灵的戏剧。”[1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理论理解为心灵戏剧或逻辑素描。理论的要件或衡量指标有三个方面：基本概念、主要观点、整体框架。理论可有大、中、小之分：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和小理论(petty theory)。每一种理论形态都应该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具体体现在理论的基本属性的三个方面：简化提炼原则，优化升级原则，中外融通原则。而其核心精神则是不同知识领域的组织化和集成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各种知识海量级、银河级地涌现的信息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更加突显。 当然，我们所期待的电影学理论研究模式，仍然是一种相当理想主义的研究模式。目前，无论是电影的发展水平还是研究水平，都距离这种理想的模式有着不小的差距，能够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研究的时机和条件尚不完全成熟。无论是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资源的充分利用，还是研究机构的具体设置，研究人员的背景、构成与研究深度，都存在着较大差距。有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提到学术界的议事日程上来。 值得我们珍惜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性文化及学术研究的重心出现了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态势。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世界性的由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过渡及两种文化此消彼长、均衡发展的趋势。在这一重大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中国电影研究者发挥智慧、贡献力量的难得机遇。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3]值此千载难逢之际，希望中国电影研究者能够先行一步，为建设真正的电影学理论奠定扎实的基础，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和谐发展和繁荣昌盛，进而为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和繁荣昌盛做出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的一份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