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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义之举的精神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历来推崇“仁义礼智信”，“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不论电影还是电视，双方矛盾的焦点及斗争中最重要并且最精彩的场面都围绕“救孤”展开，但也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对其理解与表现有了很大的分歧。为了突出悲剧主人公为一个“义”字而竞相赴死的悲壮场面，电视剧《赵氏孤儿案》中，编导着意设置了一个关键性的情节——程婴“舍子救孤”。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血缘宗族关系是神圣而牢固的。然而，作者却匠心独具，偏偏把这种血缘关系置放在道德伦理的对立面，有力地烘托出主题效果。韩厥、公孙杵臼、程婴等人为了救孤儿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来彰显人间的正义精神，他们不屈不挠地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所表现出来的悲壮的崇高美，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心。 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2](P56)电视剧《赵氏孤儿案》中人物的忠义、仁义始终贯穿全剧，秉承了中华民族“仁”的精神内核。剧中赵朔对国家尽职尽忠，对百姓更是尽仁尽义。他以礼待人，以善渡人。为了救程婴的性命，他不惜放弃卑南以致错失了除掉奸臣屠岸贾的大好机会；在与秦军会晤时，又因为不忍看百姓饥饿至死，而宁愿自己冒欺君之罪下令散发军粮救助荒民；在被屠岸贾陷害无法自保时，赵朔首先解散了三千门客，以免祸及他人。同时，该剧也用大量的剧情展示程婴的大仁大义。程婴是医者，医者仁心。程婴比其他人更有仁爱之心，他把看病救人看做是自己的天职，不分身份地位贫贱与富有。他为屠岸贾的妻子看病，公孙杵臼劝他下毒，程婴反斥公孙杵臼说自己只会救人，不会害人。即使屠岸贾是奸佞小人，但作为医者程婴仍一视同仁，在与自己不相关的地道事件中，程婴奋不顾身驾车去追韩厥，救了他一命。为了医治妻子的疯病，他冒着被暴露被杀的危险，用了整整十九年终于将她的疯病治愈。这些事件充分体现了程婴的人格精神和仁爱品德。 孟子曾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赵氏孤儿案》中程婴等人这种无怨无悔地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悲壮义举全部来源于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道德意识。以程婴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包括史官、草儿、韩厥等，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大义凛然、勇敢无畏的精神，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出正气、信义、坚忍、顽强的民族精神，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并不是某个人的偶然表现，而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体现。儒家以义为本，将义置于生命之上，是英雄行动的内在动力，他们为了暂时无法实现的理想信念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执著追求，慷慨赴死，展现了《赵氏孤儿》独特的悲剧意识和崇高精神。 当我们看到赵朔因为自己的仁义、忠义却一步步的走入屠岸贾的计谋之中惨遭灭门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是不是仁义无用、忠义无价值？不过，在随后的剧中观众可以看到，虽然屠岸贾利用赵朔的仁慈打败了他，但之后也正是赵朔的仁义帮助了赵氏孤儿，使得赵氏孤儿存活并在十九年后复仇。剧中程婴说：天道循环，善有普报。正是赵朔对他人的仁义最后救了赵武。如屠岸贾的管家且骓因赵朔散粮救了他的家人，所以他不忍心伤害孩子偷偷救出了赵武；还有医缓也是受赵朔之恩，在紧要关头保护了赵武不被屠岸贾发现。《赵氏孤儿案》所体现的“仁义”精神深深烙上了民族、时代的印记，悲剧主人公出神入化的崇高精神境界，不畏苦难、大义凛然的悲壮情怀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它们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理应不断地被发扬光大，给以传承歌颂。 三、正义之举的主题回归 正义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伦理追求，也是普遍遵循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所谓正义，最一般地说，就是对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或安排，以及与这种分配或安排相适宜的道义品质。“正义”首先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美德，一种社会制度伦理或秩序结构的普遍规范。著名伦理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开宗明义地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在《史记》的基础上，强化了故事的戏剧性和赵氏孤儿的复仇过程，突出了复仇的主题，剧本最后以除奸报仇结局，则鲜明地表达了中国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一直以来，人们也都赋予了赵孤复仇的正义性，复仇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赵孤的复仇不仅是情节的必须，而且就其伦理的意义而言，复仇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赵氏孤儿》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憎分明，善恶有报。对此，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将此剧与关汉卿的《窦娥冤》并提，指出：“剧中虽有恶人交搆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3](P139) 陈凯歌2010年的电影《赵氏孤儿》则改写了复仇的主题，故事中淡化了复仇。在复仇动机方面，程勃已经不是为报赵家灭门之仇，而是为了报答程婴的爱。看到程婴被刺中，程勃不知哪来的勇气一剑刺中屠岸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似乎所有的复仇都具备无可争议的正义性，而文学作品一般只去表现善对恶的正义复仇。复仇主体往往为正面人物，复仇英雄往往正气凛然、侠肝义胆，并与复仇对象的恶形成对比，以此来凸显其复仇动机的合理性，达到扬善必惩恶、惩恶必扬善的伦理效应。在电视剧《赵氏孤儿案》中就体现了复仇的正义。为了赵武的复仇，程婴布下计谋一步步引赵武调查自己的身世，最终真相大白。赵武正气凛然、侠肝义胆，并与复仇对象的恶形成对比，他找到屠岸贾叛国的罪证，可因屠岸无姜起恻隐之心纵使屠岸贾逃跑。复仇的正义是通过惩恶扬善来实现的，在危机之时，程婴又一次力挽狂澜，屠岸贾归来，赵武准备手刃杀父仇人，此时屠岸贾自杀，恶人得到惩罚。开播以来观众一直在期待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可以说屠岸贾自杀也在意料之中，因为观众也期望恶人忏悔并赎罪。屠岸贾为了救自己的儿子而自杀，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之前赵武单纯复仇的戏剧式结尾，赋予了更为深层的人性内涵，也比较符合整个故事的叙事逻辑。 在古代，复仇是用摧毁恶的暴力形式来呼唤正义公理，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中国的复仇主题文学主要是基于人性“至善论”的道德诉求，主要着眼于正义与邪恶、锄奸与扶忠的伦理化运思以及传统的侠义精神，其着力表现的是复仇主体的个人主观努力，突出个体自身的求善意志与正义力量，以及渴望通过复仇获得来自于社会的价值认可[4]。它在彰显社会公理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正义感，使人在善恶是非忠孝侠义等伦理的催奋下，诉诸内在野性豪勇去抗争拼搏。我们喜爱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体现了一种“诗性正义”，它符合我们心中固有的道德理念，虽然作品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5](P26)。可以说《赵氏孤儿》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悲剧，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不仅在于它所描绘的冤冤相报的历史故事，还在于通过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故事，歌颂了英雄人物为正义、为理想而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 在一个存在集中化公权力的社会，如果公权力不能有效地以公道的方式解决其内部成员的纠纷和冲突，或者受到不公甚或冤屈的人们无法诉求这种公权力获得公道，那么复仇现象就仍然会出现。现如今已是文明的法治社会，不赞成以复仇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复仇的手段也不被提倡，复仇在法律的约束下也渐行渐远，但我们往往还是会称颂那些像《赵氏孤儿》里程婴一样的舍生取义的人，因为这种复仇精神所激励的个体生命对噩运、祸患乃至导致人生不如意的恶势力的抗争拼搏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