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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空间：底层绝望的伤城 “写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克拉考尔强调，电影的本性就是记录和揭示现实，这是写实主义最原初的功能。在当代中国小城镇电影的空间叙事中，有一些电影文本遵循写实主义的原意，采用记录的形式来还原和表现小城镇，如王超的《安阳婴儿》、贾樟柯的《任逍遥》和李玉的《观音山》。这样的形式可称之为仿真的写实，其美学特点是淡化情节，用“生活流”的方式记录现实，同时“表现在时间中演进的现实”。 上述文本关注的现实聚焦于中国小城镇社会当下的社会阶层分化，作者们将镜头对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书写他们的伤痛与绝望，如《安阳婴儿》中一次次被剥夺的下岗工人、《任逍遥》中无所事事的失业青年和《观音山》中求死的丧子母亲。这些文本中的小城分布于中国的山西、河南、四川，地域不同，风土人情不同，但在导演的书写中显示出共同的特征——它们是给底层人物带来创痛和绝望的伤城。 在叙事方式上，这三部电影的仿真方式也有共同之处，即采用“生活流”的叙事方法将空间融入时间之中。克拉考尔认为，“‘生活流’的概念包括具体的情境和事件之流以及它们通过情绪、含义和思想暗示出来的一切东西。这意思是说，生活流主要是一种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连续，尽管从定义上来说，它也延伸到精神的领域。”⑦可见，仿真的写实是将物质的空间以时间的流逝和延绵加以呈现，以此来看，这三个电影文本包含了以下几种表现“生活流”的空间类型。 街道是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因为“街道就其广义来说，不仅是转瞬即逝的景象和偶然事件的荟萃之所，而且也是生活流得到必然表现的地方。”⑧《安阳婴儿》中，街道是表现人物生存状态的主要空间：下岗工人大刚独自抱着婴儿行走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大刚和妓女冯艳丽抱着婴儿一起逛街、冯在街头被警察追捕、冯在幻觉中将婴儿交给路口的大刚，大刚和冯艳丽的悲惨命运始终和街道交织在一起。关于空间和人的关系，正如导演王超所说：“安阳整个的节奏，它整个的质感、质地，是有东西的，你能够感觉到在中国的底层有一股场，这股场是‘悲怆’，但它是有力量的。”⑨《任逍遥》同样借助街道来表现失业青年斌斌和小济的生活状态：斌斌在车站门外看着便衣警察抓人，包括斌斌在内的所有旁观者熟视无睹；小济和斌斌在街道旁说乔三之死，一列自行车载着花圈穿过，小济的“生命之轻”论调表现出年轻人的虚无态度。《观音山》中的年轻人具有类似的颓废街道生活：胖子在街头被抢钱、南风为胖子要钱砸破自己的头、丁波的摩托车被警察没收，这些场景同样表现了年轻人无所归依的漂浮状态。 和具有静态倾向的街道相比，交通工具是表现运动性质的空间类型，三部影片的动态空间各具特色。《安阳婴儿》是一部强调静态的影片，“它以几乎(除了影片结尾处的肩抗镜头之外)完全静止的镜头，冷静地‘凝视’古城里无奈地生活着的人们，中国平民社会生活的多种因素聚集在这里：下岗工人、警察、妓女、黑社会、弃婴、监狱等。这里有的只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⑩在静态的“凝视”中，公共汽车、警车的运动更具有视觉上的表现力。大刚抱着孩子坐在汽车上去找冯要抚养费，显示出一种静默的生存态度。冯被抓后像牲口一样被拉到车站，她沉默地和镜头对视表现出顽强的生存力量。《任逍遥》中最典型的是小济骑摩托车的镜头，他面无表情地骑着摩托车穿过街道、穿过废墟、载着巧巧穿过高速公路的工地，最终抢劫失败后骑行至城外的公路上坐巴士离去。小济骑车的镜头大多是长镜头，伴随《任逍遥》虚无的英雄主义音乐，长镜头中的小济凝聚了浓重的消沉感。《观音山》中的运动镜头也有类似的消沉、颓废的气息，南风、丁波和胖子骑摩托车奔驰在城里的街道、爬火车在铁轨上呼啸而过、用车祸中存留下来的汽车载着常月琴在公路上飞奔，无根的年轻人和悲伤的母亲呈现了地震后小城人茫然的生存状态。 此外，室内空间也是反复出现的、表现“生活流”的空间类型。《安阳婴儿》中，大刚狭窄的房间、夜总会的包房等空间和人物暗沉、绝望、逼仄的生存处境相对应。《任逍遥》中，车站的活动室、斌斌被经济困扰的家、小济缺乏亲情的家、将巧巧父亲赶走的医院、充斥皮肉交易的夜总会等空间容纳了小城镇贫乏而堕落的生活，父一代因金钱的匮乏毫无尊严，子一代因生活的虚无走向绝望。《观音山》中，混乱嘈杂的酒吧、常月琴狭窄的住房、令人窒息的车库、山上残破重建的小庙等空间将绝望的人们向希望引渡，然而常月琴的自杀表明人们最终无法获得救赎。 王超、贾樟柯和李玉的这三部电影具有很多共性：它们创作于同一时期(创作时间分别是2001年、2002年和2011年)、讲述同一时期的故事(影片的叙事时间分别是2000年、2001年和2009年)、均采取写实风格、反映小城镇生活，但最重要的共性是他们的主题都是书写底层人物的绝望。关于绝望主题，王超在谈到《安阳婴儿》的创作动机时说：“我希望这是一份独特的中国底层社会人民生活的影像文献，构思和拍摄这部影片我都希望建立在我对他们现实生存状态之上的精神压力的触摸。是关于他们‘当下处境’的速写；是关于他们‘活下去’或‘死去’的诗；是他们扭曲而顽强的‘存在’，是他们绝望与希望的名字。”(11)贾樟柯在谈到为何选择大同作为《任逍遥》的叙事空间时说：“这城市到处是破产的国营工厂，这里只生产绝望，我看到那些少年早已握紧了铁拳。他们是失业工人的孩子，他们的心里没有明天。带着摄影机和这个城市交谈，慢慢才明白狂欢是因为彻底的绝望。”(12)李玉导演的《观音山》中，南风和父亲的无法沟通、丁波父子之间的封闭以及常月琴和南风、丁波建立母女和母子之情后仍然选择自杀的行为，将绝望情绪一贯到底。因此，无论是中部的历史古城、北方的工业小城，还是南方的震后小城，电影中的小城都是带给底层人物绝望的伤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