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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托夫和埃斯菲尔·苏勃开创的这一类型在后来苏俄蒙太奇学派的纪录片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拓展，逐渐演变成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盛极一时的“思想蒙太奇”电影，其中的代表作是米哈伊尔·罗姆编导的《普通法西斯》(1965)。罗姆在创作该片时遍访东欧各国博物馆，仔细观看了由纳粹摄影师拍摄的200万米的胶片，其中有不少是德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的镜头，罗姆用它们作为自己影片的主要素材，再加上摄影师补充拍摄的素材进行重新组织和剪辑，从而用本是美化法西斯的文献资料重新创作了揭露法西斯真相的思想电影，这一创作实例再次证明，文献纪录片追求的真实并不完全是影像文献的直观化真实，而是有观点的主观化的真实。 在文献纪录片发展的初期，可资利用的文献数量有限，因此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文献储备。“二战”前后直到60年代，欧美拍摄了大量用作军用喇叭和冷战意识形态舆论工具的新闻性纪录片，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累积期，为此后的文献纪录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70年代以后，美国的汇编影片日渐兴盛，“部分原因是由于电视工业的急剧需求和有线电视的兴起，同时也是由于可供使用的资料片在不断增加”。④70年代，寰球电影公司将自己收藏的“寰球新闻”(Universal News)拷贝连同版权一起全部捐献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将收藏的《福克斯新闻》(Fox Movietone)捐给了南卡罗莱纳大学，赫斯特—米高梅公司则将“每日新闻”(News of the Day)捐给了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不用付版税的大量资料片为文献纪录片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在此基础上，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两部史诗性的文献纪录片：一部是有关美国民权运动的编年史《鉴赏的眼睛》(Eyes on the Prize,1980)，另一部《越南：电视上的历史》(Vietnam:A Television History,1983)是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全景展示。在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中，创作者不仅利用充足的影像文献作为重述历史的证据，而且“将历史资料片与采访亲历事件的幸存者的场面结合起来。此类汇编影片往往采访许多证人，每个证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这一倾向可以说是对以往那种无所不知的解说方式的反叛。而且，由于这些证人不是闯入者而是故事的一部分，他们的叙述本身就可以成为表达情感的因素：幽默，愤怒，遗憾，怜悯，热情，等等。影像证据与叙述往事的场面相结合使影片风格更加丰富细腻，同时也增添了人情与人性色彩”。⑤可见，80年代初期美国已经开始在纪录片创作中运用“口述”与“文献汇编”相结合的方法。及至1985年，法国人克劳德·朗兹曼在拍摄《证词：犹太人大屠杀》(Shoah)时完全摒弃了资料汇编的传统手法，九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没有采用任何档案文献资料，全是对当事人和亲历者的访谈，“口述历史”成为该片最重要的叙事手段。此后不久，欧美新历史主义思潮兴起，为“口述历史”和“平民化视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观念至此前进了一大步。到了90年代，随着影视摄录设备和计算机技术的革新，特别是3D等影视特效手段的普及，使无法复原的历史场景的再生成为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文献”的外延，90年代以来“情景再现”的广泛采用极大地拓展了文献纪录片的创作空间。 中国的文献纪录片创作起步并不晚，差不多与埃斯菲尔·苏勃的创作同时，1927年，中国早期电影的拓荒者之一黎民伟(1893—1953)完成了影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民新公司出品)，这部长达90分钟的纪录片汇集了黎民伟花费数年心血拍摄的影像素材，内容包括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场景、孙中山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加伦将军在广州检阅军队、韶关誓师、孙中山演说、北伐军攻打惠州城，以及孙中山北上和在北京逝世、出殡及追悼会的情况等等。⑥作为有统一主题的汇编长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以其文献的丰富性和创作手法的独创性成为中国文献纪录片的起点。⑦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文献纪录片的主要题材集中在军事领域，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诞生了《武汉战争》、《抗战特辑》、《延安与八路军》、《民主东北》、《百万雄师下江南》等经典作品，它们都是战争在银幕上的记录和见证，作为纪录电影类型中十分特殊的一种，军事题材的纪录电影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战时拍摄的战况报道、后方动态，以及在战争背景下发生的各种事件等等，在当时主要履行新闻报道的“宣传”和“告知”功能。作为时代号角和“军用喇叭”，军事纪录片必然服从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这些烽烟凝成的影像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国文献纪录片发展历程中最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延安电影团”⑧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新影”的任务主要是以杂志片的形式定期生产新闻纪录电影。除了“新影”，国家还组建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等机构，分别负责拍摄军事、科教和农业题材的新闻纪录电影，这些官方制片机构拍摄的电影在当时重点突出新闻属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不可复制的文献价值就愈加突显出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及思想观念的保守闭塞，当时拍摄的一些理论专题类的文献纪录片深受“格里尔逊”纪录电影理论的影响，创作上基本以“画面加解说”为主，由于过于重视单一的教化功能，因而作品普遍缺乏艺术性，文献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大打折扣。 进入新时期，新闻片和纪录片开始分离，传统上惯用的“新闻纪录电影”概念日渐淡出，特别是电视新闻的迅速发展，使得电影新闻片走向衰落，电影纪录片的文献功能进一步加强，摆脱新闻属性的文献纪录电影逐渐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文献纪录片。当电视时代全面到来以后，崛起的电视媒介开始接管纪录片的创作，中国的文献纪录片在创作实践中逐渐成为电视台的重要节目类型，在80年代前期的文化热中，人文地理类题材的文献纪录片崛起，出现了《丝绸之路》、《话说运河》、《话说长江》等标志性的作品，当时文献纪录片还没有被正式命名。80年代中后期，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创作了《长征，生命的歌》(1986)和《让历史告诉未来》(1987)，这两部作品以回顾军史为题材，片中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文献，但是创作者主要还是依靠画外解说来重述历史，文献本身的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这两部影片可视为新时期电视纪录片中文献纪录片的雏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