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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4期发表庚钟银文章《批评与选择——电视文艺传播的道德接受》。电视文艺传播回避不了道德责任，电视文艺传播的道德责任不只在于传者，也在于受者。批评性接受是职业批评家和非职业批评家的行为，选择性接受是普通受者的行为。电视文艺的批评性接受，其方法不可缺少伦理学的介入，其立场无法去除道德意味；电视文艺的选择性接受，面临着“形象”生活需要进行反思、媒体教育需要进入课堂两个背景，充满道德理想和道德期待的受者态度需要正视。 文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批评的方法与立场；第二部分，选择的背景与态度。文章指出，传播主体包括传者与受者，二者是互动的，互动是一种能动的关系组合，是一种积极的关系建立促进行为。传者可以影响受者，受者也可以影响传者。电视文艺传播的道德接受，包括批评性接受和选择性接受。 一、批评的方法与立场 电视文艺的批评性接受，其方法不可缺少伦理学的介入，其立场无法去除道德意味。 （一）批评的方法 英国艺术史家、评论家罗杰?弗莱把艺术划分为纯粹和非纯粹两种类型，认为纯粹艺术与道德等社会内容是没有任何关联的，而非纯粹艺术则与世俗生活如影随形，缠绵交织。具有大众文化属性的电视文艺无法摆脱人间烟火的浸染，当然属于非纯粹艺术，自然与道德少不了瓜葛。因此，电视文艺传播批评离别不了道德判断。当然，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历史上的文艺伦理批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问题是它只看重文本本文的分析。而在今天，这一局限则早已被打破。今天我们不仅注重文本的分析，同时也注重文本的传播过程分析。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历史上的文艺伦理批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问题是它只看重文本本文的分析。而在今天，这一局限则早已被打破。今天我们不仅注重文本的分析，同时也注重文本的传播过程分析。 （二）批评的立场 1.意识形态的表达。面对电视文艺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道德险情，电视文艺批评不能不做必要的道德探讨、道德提醒、道德指引，以和最大多数人达成最广泛的道德共识，从而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应有的姿态、积极的作为。 2.商业操纵的代言。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文艺批评献媚于商业是一种不难见到的现象，这必定远离实事求是的态度而陷入伪批评。批评者应当以清醒的道德意识与商业保持必要的距离。 3.独立言说的呼唤。作为个体，批评者可以通过有道德的批评实现自己独特的善良的人生追求、进行负责任的选择，凭借职业良心的真诚袒露、和谐合作的批评作风，为电视文艺传播的健康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二、选择的背景与态度 电视文艺的选择性接受，面临着“形象”生活需要进行反思、媒体教育需要进入课堂两个背景，充满道德理想和道德期待的受者态度需要正视。 （一）选择的背景 1.面对眼花缭乱的电视“形象”，人们不能不做出反思。电视文艺主要以“形象”方式呈现。虚拟性、仪式性、表演性、复制性、娱乐性等大众文化特征围绕下的电视文艺“形象”，能指不时膨胀，所指常有迷失，观之，很难像人们欣赏经典印刷文艺作品那样，能够获得许多因思考而带来的快乐、温情和教益。拒绝电视“形象”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批判态度，但完全拒绝电视“形象”不切实际。“形象”有道德的，也有不道德的。对“形象”可以排斥，也可以接受。排斥与接受既与官方的限制有关，也与受众的选择有关。选择性排斥与接受是受众能动地对待电视文艺“形象”的体现。 2.媒体教育可以使受众对电视文艺传播更科学地进行选择。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媒体素养教育，有的国家在中小学开设了大众传媒课程，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大众传媒。目前，中国的媒体素养教育在中小学虽有提及，但仍待重视与加强。 （二）选择的态度 文艺批评中，电视受众时常被指低俗，这恐怕是一种单边想象。现代大众不仅被媒介吸引为受众，更被建构为公众。从电视文艺受众的信息反馈中，不难看出受众的公众意识，看出受众作为公众的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追求，看出受众对电视文艺接受积极的道德选择态度。事实上，无论传播内容还是传播管理政策，往往是传者与受者命运共同体不断的伦理博弈结果，而电视文艺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伦理博弈中得以前行。 文章最后指出，电视文艺的批评性接受，其方法不可缺少伦理学的介入，其立场无法去除道德意味；电视文艺的选择性接受，面临着“形象”生活需要进行反思、媒体教育需要进入课堂两个值得深思的背景，充满道德理想和道德期待的受者态度需要正视、呵护。 原文作者: 庚钟银，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原文标题:《批评与选择——电视文艺传播的道德接受》 原文出处: 《民族艺术研究》 2017年4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