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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空间变迁中的游走与想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整体格局面临着深入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在不断调整与相互博弈过程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往比较简单的社会结构也日益转型得复杂化与多元化。传统的社会规范在这一时期日渐失语，社会发展中人的总体价值观念在商业逻辑中面临危机。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世界》描摹了时代精神变迁意义上边缘人的形象，他们在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身份的变迁。这种转型人格的产生，往往处于社会价值取向发生扭转的夹缝之中，新旧交替与双重标准的出现让其无所适从，不得不面对各种冲突和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失衡、无助与压力。《三峡好人》中的“韩三明”，《二十四城记》中的第三代厂花“娜娜”，《世界》中的“小桃”，这些人物由于其生存空间的多变与流动，逐渐走向城市社会的边缘，进而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出现迷茫与变化。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进而工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势必带来对都市文明的塑造与重建，这个过程恰恰符合文化资本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本质诉求。对于人性的关怀应该成为电影创作的终极母体，在从农耕情理发展到城市情理的过程中，影像叙事将都市文明与都市民众心理进行了某种嫁接。《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世界》描摹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被掩埋的文化心理及其所构成的游走中的心灵地图，在这些地图中包含了对以城市为代表的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反思，也有其中对物化情感的道德追问。《三峡好人》中故事主角韩三明与沈红夫妇，在对亲人的不断寻找中也在找寻着自己的身份，人物在游走过程中承担着寻找自我的精神使命，影像在叙事结构下塑造出城市求生重压下游走的群像。《二十四城记》则将故事主体放置在全球化生产交往方式日益扩展和相互渗透中，正在兴建中的城市正是文化价值取向受到影响后的表征。我们无可选择地参与了全球化发展，无疑会导致思维与活动空间都受到较大影响，这也使得电影叙事语境里文化乡愁带着民族固有的体温出现。作为一种自然的、道德的生活方式，《世界》在影像叙事中几乎完全摒弃了传统农耕社会中的某种田园情怀，将叙事空间浓缩到世界范围内的人造景观这样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空间，该空间中无论是人物还是建筑都隐含了异己性因素与他性力量。影像中的“都市”镜像是通过人物话语背后的心理意象来构建的，全球化语境下的都市空间成为人物呈现的背景参照，成为接受者观看电影所感知的体验空间，边缘群体在寻求认同中充满着纠结的历练。 社会变化势必导致个体活动空间的变化，被主流文化拒绝或者被忽略的群体，只好选择了在城市的边缘游走，这是在新旧文化价值交替之间的特殊文化间际现象和生存现象。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指出，( 异乡者) 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来去的自由［2］( P152)。《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世界》中的人物由于处于价值观念冲突与现代性适应同化的过渡地带，在被变化的世界影响与割裂的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危机与角色的转换使其在此过程中会产生“意义的失落感”［3］( P47) 。影像叙事中的生命个体与习惯环境进行了某种分化，个体与故土的分离及与城市的陌生势必导致精神层面的无助、迷茫、孤独与无意义感，导致被边缘化后的游走与找寻，这其实也是对于“我是谁”的深切追问。文化的现代性消泯了文化的空间性特征，《三峡好人》设置了三峡大坝建设中的“奉节”背景，采用两条脉络来凸显韩三明与沈红的游走身份，强烈的平行对应关系让寻妻与寻夫实质上成为传统意识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后发生的行为，其实质无非是在尽心实现过往的承诺，更是充满了对传统意蕴分解的集中表意。原乡情结已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症候，直指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生态，韩三明与沈红在工业文明废墟中的不停“寻找”，成为实现寻找内心皈依之处的活动。“三峡”作为城市化哲学的特殊表意形象，其主体的审美内驱、现实指向、终结关怀等层面蕴涵的构成早期故乡观念的空间概念基本被抽取，与其相伴随而生的是对于乡愁的渴望。乡村带有“过去”的意象，城市是关乎“未来”的形象，而“现在”则是以边缘游走的方式来保持分裂与冲突中的那份张力。世俗的实利趋向使得传统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逐渐消解，对于诗意精神家园的寻觅似乎只有转向乡土空间。电影叙事对于多重城市空间的想象、建构与表达，形成了对于城市的多维言说，《二十四城记》以国营工厂的迁移为背景，讲述了这个独立空间在大背景下几代人的生活变化。新开发的楼盘取名“二十四城”，虚拟的国营企业在历史沿革中成为时代变化的重要能指，并被作为有效的结构性元素植入，从而建构起一个跨越了时代与地域的影像叙事空间，让其中每个人在身份变化中不断得到重新确认。对于城市空间的影像表达也成为指涉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文化想象的产物，影像叙事以较为隐性的方式参与了城市化的建构，影响了民众对于全球化时代下城市的感知。《世界》以反讽的姿态和虚拟的景观，暗喻了民众对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世界”中的北京已经成为了他者的空间，而“世界公园”成为“他者”中的“他者”，或对于“他者”的臆想。在这个虚拟景观世界中，人物被角色化的过程导致各种身份都是在一种扮演行为中完成，暗含了人被程序装置后格式化的情感结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