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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像叙事话语中的价值重构 曾经有电影学者指出: 一部现代中国电影艺术的历史就是一部如何处理现代化与民族化关系的历史，是现代化与民族化这两种意向性的矛盾、背离、纠葛或融合的历史［6］。影像叙事本质上是叙事主体对于世界的体认，是对于当下秩序的象征性价值建构。电影媒介的重要功能是叙事的人文精神含量，贾樟柯几部影像作品的叙事成为人类生存状态的自我返现。 城市无论是景观还是变化，都是一种外化的轮廓，居住其中的个体在营造着自己的“重要神话”。现代社会个体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出现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对于涉及民族、国家、社会等大范畴而言，需要以主流价值文化建构成共同的、民众可以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内在终极信念。电影具有艺术、媒介、商品等多元身份，极易在角色塑造及序列设置上自成体系，借助隐喻的多义修辞构造出一个完整的封闭空间，而目前影像叙事普遍缺乏高格的人文精神，导致文化的空洞和价值的扭曲，迫切需要在叙事方面进行必要调整。 一是探索多元视角的电影叙事策略。电影的叙事模式与影像话语表达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互文性，影像中的故事实质上是一种转述，是对叙事话语的组织行为。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电影要由元叙事的思维进入复调型模式的艺术思维，影像叙事要进入更加多元化的复式叙事视角与结构模式。无论是“故乡三部曲”还是记录电影，贾樟柯的影像代码蕴涵了多元程式结构动态，摒弃了居高临下的支配与控制模式的一元化叙事视角，更多的是站在民间、底层、边缘、流动、纪实等维度，力图展现多角度、多侧面的历史景观，这样可以使得多种艺术叙事策略在现实世界与文本世界中自由穿行。中国电影应该更加注重将叙事隐藏于接受者的虚构认同中，使得影像话语与造景空间产生某种缝合，在电影表达中预留空间话语以完成秘而不宣的理论阐释。 二是重视主体困境的影像叙事观照。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指出，工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趋于同一化，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形式，形成了一种单向度的社会［7］( P12 － 27) 。在社会整体单调的同一性中个体的丰富性、多样性被压抑，个体、群体的主体性都可能发生异化。贾樟柯关于全球化工业时代与社会边缘群体关系的观照与想象，虽然难以成为主流叙事，却是影像话语中具有批判精神和人性追问的文化探索。中国电影叙事在“现代性”价值重新整合的过程中，主体如何确立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呼唤精神文化实践和伦理实践的审美性和道德性维度，从而建立起社会历史和个体历史的连续性，以完成对时代和历史救赎的哲学思考，达到实践性与审美性、道德性的动态平衡，这仍是电影叙事需要积极面对的重要命题。 三是传播主流价值的影像叙事智慧。电影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在参与建构社会主流价值文化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中国电影曾以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人们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也成为民族精神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贾樟柯赋予了影像叙事话语新的价值，其满怀焦虑与哀伤将尚待解读的现实铺陈开来，主体在自我创造的非我世界中反而逐渐沦为客体，这个过程需要一种探索与引导的力量。电影需要不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寻找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从而推动思想话语被感知，需要在商业化生存与文化担当之间保持叙事张力，强化文化意识并生发公共叙事的智慧。 四是实现建构国家形象的影像叙事诉求。国家形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信息资本，是作为电影人文精神与故事叙事之间的信息纽带，而影像话语彰显的民众生存状态与生命状态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核心表达。电影叙事是国家形象建构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而这种叙事责任会带来强烈的归属情感与精神诉求，迫切需要精神生产者和主流话语的提炼与引导。贾樟柯在影像作品中，似乎并未建构起符合民族文化理想中的国家形象，没有将国家形象的形塑与个体生命、民族自信和大国心态等元素进行融合。中国电影对建构国家形象与增强民族主体性与共享价值是缺失的，这种状况也体现了当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状态。由此，中国电影需要以深沉的文化意识为背景依托，展示符合本民族的世界观、叙事形态与模式，自觉尊重并维护民族文化记忆与情感，将叙事文本、集体记忆与情感经验等内容，缝合在电影话语体系内，使得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能够深入接受者心里，从而逐渐达到日用而不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