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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脱节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深层原因则在于指导思想——电影为政治服务，观众成了教育对象，自然用不着关心他们的反应。 在所有批评一体化的人中，对体制看得最清楚的是钟惦棐，他在一篇署名为朱煮竹的文章中，提出了“倒退”的主张：“在历史现象上，有时候，倒是需要倒退一下，守住基本阵地，然后才能更好前进”。(29)他之所以要求倒退，是因为他看出，现行的体制严重地违背了电影创作的规律。与其让这种“前进”拉电影的后腿，不如实实在在退到旧上海，“退到电影艺术创作正常的轨道上来”。事实证明，这是正确而富于远见的主张。此后的历史不断地提供了这样的反讽：所谓改革，其实就是复旧，就是倒退，退到当年努力铲除的旧体制上去。 三、关于思想一元化的鸣放 一元化包括文艺功能、题材规划、审查制度以及如何对待传统等问题。除了传统问题外，其他问题的讨论都是在别的名目下进行的——人们批评题材规划时，只说题材分类的不合理，在批评审查制度时，却要绕个大圈子，而最重要的文艺功能，则藏在公式化概念化一类的外表之下。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局限，对此尚无认识。二是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 (1)文艺功能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将电影变成了政治工具。工具化的后果就是伪现实主义。白沉在谈到，文艺作品中“农村里是一片歌声，工厂里是一片歌声，影片中表现的人物都是笑得那么高兴，你也说不出他们的笑是为了什么。”“在这样一些说不出道理的笑声歌唱里，我们的题材愈来愈狭小了。”(30)其实这不是题材问题，而是文艺的工具性问题。把电影当成宣教工具，就要掩盖真实，回避矛盾，就会有“说不出道理的笑声歌唱”。伪现实主义不但要粉饰生活，还要拔高生活，提纯人物。韩非在话剧《幸福》中扮演一个专爱跳舞、谈情说爱的青年工人，但他怕人家说他：“歪曲工人形象”。(31)吴永刚指出，“尽管人体需要维生素，但是也不能用维生素丸子代替饮食。同理，尽管人们需要学习，但也不能把电影弄成报告、政论……人民可以保留选择的权利，完全有权利不爱看概念化公式化教条主义的影片。”(32)(他没想到，十年后，连这种权利也被剥夺了)余此等等的批评，都可以归到文艺为政治服务上面。 (2)题材规划 题材规划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的产物，是“组织生产”在电影业的具体实施，它从源头上束缚了电影生产。“目前的题材大都是大同小异和套用公式，很少看见有大胆创新的东西。”(33)这不是上海市邮局职工李大发一个人的认识，而是人们的共识。导演徐苏灵指出：“不应该分什么工业题材和农民题材，否则就分不胜分。”(34)郑君里、刘琼、赵丹、徐韬、葛鑫、瞿白音把“选题计划内的狭隘性和观众需要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列为“集中领导”所产生的三大矛盾之一。(35) (3)审查制度 审查制度包括形式(审查程序)和内容(审查标准)两个层面。后者是审查制度的核心，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并不直接批评这种标准，而是把矛头指向审查程序。“审查手续繁复”成为人们议论的主要话题。当涉及到审查标准时，人们就绕弯子说话，把事情归咎于行政干预。编剧杨村彬指出：“这样的干预可能使一些有希望的作品流产，另一方面就不啻鼓励着一些无中生有、无病呻吟的作品的出世。”(36)唐振常指出：剧本审查看起来把关严密，手续繁复，制度完备，其实“毫无制度，只要个人点头就行”。(37)“人治”的表现之一是所有的审查者都有权对剧本指手画脚。老舍在《救救电影》中批评这种现象：“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由这种修改大会而来的定本是四大皆空；语言之美、情节之美、独特的风格、结构的完整，一概没有。”(38) 虽然绕着弯子说话，但是人们对审查制度，尤其是审查标准是基本否定的，更准确地说，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 (4)传统与经验 这个问题复杂、敏感而且危险——传统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电影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对新中国电影的评价、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态度、对党的文艺政策的看法。鸣放者既要肯定传统，又要做到“政治正确”是相当困难的。 在众多的鸣放者中，《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第一个最全面，最深入的论述传统问题的。他认为新中国的电影之所以“质量不高，千篇一律”，“上座率低落到30％到40％左右甚至还有低到9％的”，其重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接受‘五四’以来进步电影的艺术传统”。(39)汪巩进一步指出，否定传统的理论根源在于：“简单地认为过去的中国电影都是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的，只有人民电影才是为工农兵服务。”(40)钟惦棐认为，否定传统与“宗派主义”有关。(41)钟所说的“宗派主义”实际上就是极左派高扬的激进主义。这些人用新旧社会和阶级成分来划分电影，把过去的电影“统称为‘小资产阶级电影’”，“统称为‘消极片’”。(42)郑君里、赵丹、瞿白音等人对此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就是“坚持艺术为政治服务”(43)，就是“接受党的影响和领导”(44)。 在思想一元化对电影的危害上，想得更深，看得更准的还是钟惦棐。他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中谈到，电影之所以搞不好，根本在于思想问题。“即在制片工作上过多地拘泥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这一套。因之在平常工作中，不敢越雷池一步，缺乏创造性，生怕想出的主意成了资本主义的。”(45)这种“社”“资”之争禁锢了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精神生产。即使在40年后，“社”“资”之争被实用主义所消解，电影也仍旧无法逃于一元化的掌控之中。 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改革电影管理体制是大鸣大放中的最强音，电影界的改革力量正在凝聚。 四、保守派反击 虽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但是，在整个鸣放中，不但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毛泽东发动的对《武训传》“非常片面”(胡乔木语)的批判(46)、文艺界对私营影片的无理讨伐(47)、文艺整风中的极左激进思潮。而且在电影领导人那里，这些摧残电影事业的政治运动，仍旧被奉为新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和煌煌伟业。这一情况表明了大鸣大放的时代局限和鸣放者的政治底线——改革派并没有认识到造成思想一元化和管理一体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主义，他们真诚地拥戴现行的政治结构，相信它是振兴中国文艺的基本保证。 尽管如此，这一远远谈不上思想解放的讨论，也仍旧不啻于一场“火山爆发”。它第一次集中而尖锐地表达了维护艺术规律的强烈愿望，表达了对一元化和一体化的反感。它不但否定了从上而下营造的繁荣景观，否定了主管官员自以为是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它冲击了保守派赖以生存的思想教条和奉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时至1957年1月，保守派忍无可忍，站出来为“真理”说话了。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作者是“总政文化部四位处长级的领导”——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48)此文认为：第一，提出“双百”方针以来，出现了怀疑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思潮。第二，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是对的，但是不能借此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第三，百花齐放应该分主次先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的土壤上开出的花朵”应该先放。陈其通等人在文末声明，上述三点意见是“我们回忆1956年的一些感想”。40年后一位学者指出：“其实，它不仅仅是‘感想’，也不仅仅是对‘双百’方针和1956年文艺界的形势表示怀疑、忧虑和反感，更是号召‘党的文艺工作者’起来保卫传统的文艺理论、文艺方针的‘战斗檄文’。”(49) 紧随此文之后，《学习》第4期发表了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的《文艺杂谈》，文章提出“不管其思想、立场如何，决不能在我们的土壤上搞反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50) 由于“发表的报刊也非同一般，作者的身份非同一般，文章的内容更非同一般”(51)，所以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方面，对“双百”方针持怀疑态度的教条主义者们受到了鼓舞，迅速地聚集到党的文艺方针的旗帜下，开始对鸣放进行清算。(52)另一方面，“文艺界相当一部分人受到震动，认为这是反击或反击的先兆，不是‘放’而是‘收’的先兆”(53)。拥护“双百”方针，反对教条主义的人们感受到了“乍暖还寒”的早春滋味。“至此，文艺工作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左’‘右’两极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并公开化。”(54)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后，上海电影公司经理袁文殊、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大众电影》主编贾霁、北影编剧海默、长影导演孙谦等人不约而同加入反击改革派的行列。从这个阵营可以看出，部队和地方的文化官员构成了保守派的主力。他们对改革派的反击集中在电影的检验标准、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评价、如何评价领导工作三个方面。 关于电影的检验标准，保守派认为，用观众/票房来检验电影，就是反对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反对文艺的工具性，就是“票房价值”论。袁文殊一语中的：“我们电影创作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票房价值，更主要的是为了教育群众。”(55)孙谦用高教部做比：“既然我们的电影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工具，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教育的问题，而要教育，就要花钱。高教部从来就不赚钱。”(56)海默给钟惦棐扣上了这样的帽子——“这种说法的目的很明白，就是要将工农兵赶下银幕，赶下历史舞台”。(57)贾霁的逻辑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既毒害人民，又利润至上；你讲票房价值，所以你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要毒害人民。(58)岳野则提到了两条道路的高度：“纯以票房价值决定制片方针，说不定还会迷迷糊糊地走上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呢”。(59)陈荒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票房收入与观众人次联系起来(农村观众多收入少)，如此一来，问题的性质就从经济转向了政治，从电影本体转向了党的文艺方针。“党的文艺方针是检验电影的标准”(60)，“对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我们绝不能首先考虑影片收入的问题”，“一部影片在数千万劳动人民的观众中所产生的一定的政治影响，这绝不可能从‘收入’中计算出来的”。(61)在这一方针面前，改革派只能三缄其口。很显然，这是一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方针，它在封住所有人的嘴巴的同时，开辟了通向极左政治的道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来有自。 关于对人民电影的评价，《文汇报》的讨论提出的问题或多或少都牵涉到对人民电影的评价。1949年以前电影的传统、经验、成就自然成了最重要的参照。描述与对比显然不利于人民电影。1949年以后，任何方面的“今不如昔论”都是中共和社会舆论不能容忍的。因此，批驳“今不如昔论”就成了反击改革派的重要内容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