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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瞻眼光、牺牲精神和未竟之愿 鲁迅的美术出版活动具有前瞻眼光，他从不拘泥于眼前利益，甘愿做新文艺运动的铺路石。1935年6月29日，鲁迅致信赖少麒：“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47]。鲁迅所做翻印出版工作却饱受一些“无产文艺家”和资产阶级帮闲攻击，“说是何以不去为革命而死，却在干这种玩艺儿。但我们装作不知道，还是在做珂罗版的工作”[48]；还有人质疑鲁迅翻印这些版画的意义，质疑“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他明确声明木刻具有“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49]。对攻击责难毫不理会，继续编印画集以供美术青年参考之用。 只要对大众有益，鲁迅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鲁迅编选的美术书籍多是自费印刷，“三闲书屋”、“铁木艺术社”都是鲁迅自费印书画的出版社。因资金有限，所印画册数量有限，且很多本是赠送的，很难收回成本。1934年5月24日，鲁迅致信王思远，谈到为给新兴版画爱好者和学生作参考而编辑的《引玉集》，“大约中国图版之印工，很少胜于这一本者，印了三百本，看来也是折本生意经”[50]。白危在《难忘的会见》一文中回忆在1936年10月8日“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见到鲁迅时的情景，一谈到翻印画册，鲁迅就“现出稀有的快乐”，兴奋地说：“我总是吃亏的，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 珂勒惠支版画集’、‘ 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通通都送光了” [51]。《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是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初版因成本很高，经费缺乏，仅印103册。其中40本为赠送本，30本寄往国外，33本在国内发售。画集印出后，没等到卖，就让爱好者几乎给分光了。1934年6月3日，鲁迅致信杨霁云谈到《引玉集》的发售，“《引玉集》并不如来函所推想的风行，需要这样的书的，是穷学生居多，但那有二百五十个，况且有些人是我都送过了。至于有钱的青年，他不需要这样的东西”[52]。翻阅鲁迅的书信日记，可以看到他经常赠送画册给无钱购买的美术青年。为推动革命美术发展，鲁迅所出画册非但不怕别人翻印，还鼓励翻印。日本刊物《古东多万》就复印了《士敏土之图》，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版权页上，鲁迅甚至印着“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字样。 鲁迅为美术出版活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对待每一本书都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从编选、装帧设计、纸张的选用、排版、到印刷装订等，都有精深的研究和严格的要求。无不反复考量比较，再三研究决定的，严谨的态度值得今天的美术编辑工作者学习。鲁迅也充分考虑到不同购买群体的需求和能力，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经济状况。在给郑振铎的信中数次谈到印刷的书刊除精装本外，还要印廉价本，“书之贵贱，只要以纸质分，特制者用宣纸，此外以廉纸印若干，定价极便宜，使学生亦有力购读，颇为一举两得”。[53] 在当时国民政府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下，出版者动辄见咎，甚至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1934年8月7日鲁迅致信增田涉，告知《十竹斋笺谱》的编辑进度，并说“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凡是不愿当私人的走狗，有自己兴趣的人，较为关心一般文化的人，不论左右都看做反动，而受迫害。一星期前，北平有两个和我兴趣相同的朋友被捕了。怕不久连翻刻旧画本的人都没有了，然而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54]。无畏的牺牲精神可见一斑。繁杂的出版活动也透支了鲁迅的身体健康。在编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时，鲁迅在病床上翻译原文，从选择纸张、题字、到写序文，都是一个人在忙碌。即使重病缠身，他也毫不在意。 鲁迅原本制定了宏大的美术出版计划，在与郑振铎、台静农、孟十还、杨霁云等友人的通信中多次谈到出版设想。但由于时间与财力所限，以及战乱等诸多原因，许多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在传统版画书籍方面：已付梓而未出书的有已试制版、并刊登出广告的陈老莲的《博古页子》；未出全的是《十竹斋笺谱》4册，鲁迅生前只出了第1册，余3册迟至1942年始出。还有翻印《凌烟功臣图》、明刻宋人画《耕织图》、《汉画像考》等收藏丰富的石刻拓片的计划也未果。在外国美术作品方面：由于商务印书馆被炸，已制版的《铁流之图》毁于炮火，未能印成。鲁迅收藏有数百张德国版画，多是名家之作，想“选出其中之木刻六十幅，仿《引玉集》式付印” [55]，出版一本德国版画集。该书终因资金和印工问题未能如愿。鲁迅在编印《引玉集》之后，筹划着将剩余的木刻再编一部苏联木刻集，并将书名定为《拈花集》，1936年3月鲁迅在给曹白的信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愿，但因鲁迅很快便去世了未能印成。亚历克舍夫的《城与年》插图，亦在其列。1936年3月，鲁迅抱病作了《〈城与年〉插图小引》，并给亚历克舍夫的27幅木刻插图逐一写了题记说明。1936年春夏之际鲁迅已编好，本想在小说《城与年》出版前付印插画集单行本。然而这本画册与《拈花集》一样因鲁迅早逝而未能出版。此外，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的画集还有列入“艺术朝华”丛书出版计划的《法国插画选集》、《英国插画选集》、《俄国插画选集》、《近代木刻选集》3、4两集、《希腊瓶画选集》、《罗丹雕刻选集》7种画集。鲁迅还有印行《文学家像》的打算，拟为收集文学史材料的人和画家（尤其是肖像画家）作参考资料用，已准备托东京名印刷厂印制，此计划最后也未实现。 鲁迅在1933年10月7日致胡今虚的信中指出，从事文学工作的人须具有三个基本品质：坚忍、认真、韧长，“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56]。这也是他从事美术出版传播工作的精神写照。世人的不理解、资金的匮乏、环境的险恶都无法削弱他对工作的执着和热爱，“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57]。正因有坚定的信念，他始终坚持，从未放弃。斯人已逝，但鲁迅的精神长存。鲁迅的美术出版活动和贡献在中国美术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是书写“鲁迅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值得每个鲁迅研究者认真回顾与反思。 [参考文献] [1][28][37][38][40][41][42][45][46]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406、503-504、511、522、511、503、512、522页。 [2][4][5][21][57]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3、436、481、381、441页。 [3][7][8][9][10][11][12][13][14][15][16][19][20][25][26][29][31][32][47][48] [49][50][52][53][54][55][56] 鲁迅：《鲁迅书信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524、1169、351、494、489、486、438、491、1171、633、796、565、517、415、431、511、632、649、840、1234、840、556、559、589、1190、730、415页。 [6][34][35][36][39][43][44] 王观泉编：《鲁迅美术系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144、115、163、168、168、115、163页。 [17][18][22][23] [24]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6、620、620、458、573页。 [27][51]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5辑（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8、802页。 [30][33]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5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