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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作《续书谱》以发挥孙过庭《书谱》之旨，分“总论”、“真书”、“用笔”等十八篇，今将其“情性”篇提出，试说其特点得失。 “情性”篇除了首句与尾句为姜夔自撰外，其余皆引用孙氏《书谱》原文：“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同，其说见于昌黎《送高闲序》”。韩愈以张旭为例子，叙说书法表达“喜怒窘穷、忧悲、愉佚”等人世感情，而高闲作为僧人，心中必然淡泊无所嗜，以此诘问何以能书。僧人书法问题是一专门理论问题，本文不予论述。但人之情感影响到诸艺之论，却无法从韩愈此文算起。 这种论调较早的起源，在较为完整的艺术理论中体现，则应当是在《乐记》中：“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陆机《文赋》则言：“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曰：“心术既形，英华乃赡”，钟嵘《诗品序》：“乃若春风春分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之诗者也……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都说明了主体对外物有所感，而后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姜氏定不能不知此，而独举韩愈有名篇什推为始祖。 继而，姜夔引用孙氏《书谱》文字六部分，其一：“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其二：“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驱”;其三：“或折挫槎枿，外曜锋芒。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其四：“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劲疾……难以兼通者焉”;其五：“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其六：“必能傍通点画之情，博究始终之理，镕铸虫篆，陶均草隶”;其七：“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其八：“乍显乍晦，若行若藏……违钟张而尚工。” 引文一即时人所谓“五乖五合”之说，讲明十种条件下人的书写状态之不同，从广义的情感与书迹对应来讲尚属合拍;引文二与引文三在《书谱》中原本相连，“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驱。或恬憺雍容，内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锋芒。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省略中间一句，可知为约略取之，非全引用。但“察之”、“拟之”等语，结合原文所处位置，可知此段本讲学习者如何从笔迹体会前人心迹之问题，主旨与情性已经有所不同，姜氏所取，仅仅为相关者，原文语脉则不再关注;引文四则引申俞远，论述不能识得古人心迹，转而不能在临摹时抓到关键，更稍涉技法论之“迟速”问题;引文五从孙氏全文观之，则专言风骨问题，“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晖。如其骨力偏多，遒丽盖少，则若枯槎架险，巨石当路，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若遒丽居优，骨气将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兰沼漂萍，徒青翠而奚托”，行文之逻辑非常清晰，姜氏之引用，依据于此段文末各种性情的人偏向一隅的情况，转移了篇章的重心，虽支离文意，不为无见;引文六七、八处，在《书谱》原文本为同一意思之段落，“况书之为妙，近取诸身。 假令运用未周，尚亏工于秘奥;而波澜之际，已浚发于灵台。必能傍通点画之情，博究始终之理，镕铸虫篆，陶均草隶。体五材之并用，仪形不极;象八音之迭起，感会无方。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意为假如能沟通天地，那么发明五体，合理谋篇，运用可达神妙。姜夔所引，若接其前引，则语脉断裂，虽不为无理，却不相关与情性，进退失据。关键在于引文五、六之间少一衔接。 以姜氏“情性”篇缀合之全文估之，可知此篇与孙过庭书谱体例上本不相同，而为引用他人之文的再创作，意思不违孙过庭原说，或谓意思更加明显精纯。但从孙过庭《书谱》原文来体会，多有割裂文意的遗憾，取句起迄不甚严格，且上文笔者所指出的五、六段处之语脉断裂亦当注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