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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乐营”至唐代已有三层含义，即营妓的组织机构、音乐活动经营区域、营妓固定居所。唐代营妓是乐籍管理下隶属于军队的一群。就现实的服务对象和具体营业范围来看，营妓与地方官妓不存在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别。这种区分的不明确性，导致了后世二者的称呼混用和指代不明，而这一点又恰恰反映出，乐籍制度下，女乐作为俗乐服务群体的多层面、广泛性的存在。 关 键 词：乐营/营妓/音乐机构/乐籍体系 作者简介：郭威，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北京 100029 郭威(1980～ )，山西襄垣人，男，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 标题注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宋以来中国封建王朝中央用乐管理机构研究”(13CB101)。 关于唐代的乐营与营妓，学界有很多争议，主要围绕“乐营”作为一个实体机构是否存在、是否设于军中、营妓是否属于乐营、是否专为军队服务几个方面展开。主要观点大概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乐营：(1)是官妓与营妓籍属之所；①(2)是营妓的固定居住之处，营妓依“乐营的级别而称郡妓、府妓及州妓”；②(3)地方官府或军镇所设，以集居官妓女子；③(4)是唐代地方官妓的管理机构，与军营无关，还不能断定唐代有专业军妓；④(5)将官妓称为营妓，与中晚唐兵制的演变有关。⑤ 营妓：(1)是地方官妓的别称。⑥(2)是官妓的一种，专供军士娱乐；⑦(3)包含地方官妓。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方观点分歧较大，但仍有两点共识，即营妓是官属妓人，军营确系营妓服务的场所之一。“营妓”由构词法看可作“乐营之妓人”“军营之妓人”两种解释，细究则又分为几种情况：(1)妓人的集中地叫“乐营”(与军营无关)，妓人故而被称作营妓，军营是其服务场所之一；(2)妓人服务于军营，称为营妓；(3)营妓即官属女乐人之别称，服务于包括军营在内的诸种场合。问题的关键在于：营妓、乐营与军营三者的关系。 一、乐营之于军营 “营”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帀居也。”段玉裁注曰： 帀，各本作“市”，今依叶抄宋本及韵会本订。考《集韵》作“市，类篇”。《韵会》作“匝”。盖由古本作“帀”，故有讹为“市”者。帀居谓“围绕而居”，如“市营曰闤，军垒曰营”皆是也。……诸葛孔明《表》云：“营中之事。”谓“军垒”也。⑨ 唐代军制无“营”这个单位，但“营”用于称谓军队驻扎区域却是常有的。《旧唐书·职官志》载： 其义征者，别为行伍，不入募人之营。凡军行器物，皆于当州分给之。 凡诸军镇大使、副使已下，皆有傔人，别奏以从之。凡幸三京，即东都南北衙，皆置左右屯营，别立使以统之。⑩ 《新唐书·韦丹列传》载： (韦丹)置南北市为营以舍军，岁中旱，募人就功，厚与直，给其食。为衢南北夹两营，东西七里。以废仓为新厩，马息不死。筑堤捍江，长十二里，窦以疏涨。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11) 李正宇《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对晚唐张议潮归义军乐营所作的考证说明在当时地处沙洲归义军的乐营是一个人员繁多、结构庞大的军中组织。[1]217-225，[2]73-79《唐会要》载，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当时的京兆府刘栖楚上奏称：“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宾旅。”(12)《新唐书·兵志》称：“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由此推知，军中“置音乐”者乃为“乐营”。再据《大唐开元礼》等唐时礼乐规制来看，“夸盛军容”属军礼卤簿仪仗用乐，“接待宾旅”属嘉礼、宾礼用乐，“欢娱”者则显然是俗乐。从中可见，乐营承担着军中礼俗用乐之职。 如果结合自北魏至清代官方一直实施的乐籍制度来看，乐营之本质显而易见。笔者曾对“乐籍体系”“官属音乐机构”等作过专门探讨，认为最晚至唐玄宗朝时官方已经基于乐籍制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音乐创作、传承、传播、管理体系，即乐籍体系。“从官方用乐到民间用乐，从执事应差到对外营业，从皇家宫廷到权贵宅邸，再到秦楼楚馆、茶楼酒肆、勾栏瓦舍，全国化的音乐机构体系像一张大网，覆盖全国各地；其统一管理下乐人群体活跃于各种场合(所)，将音声技艺形式搬演于各个阶层，满足各种用乐需求；服务于不同场合的乐人，在不同层面间有序地流动演艺，进而接通了宫廷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等多层面的礼、俗用乐。音乐机构的体系化构建与轮值轮训的制度性规定，使乐籍承载的音声技艺得以广泛而多层地传播，使乐籍体系的创承机制得以与社会形成更深入而全面的互动。”[3]80诸多史料(后文详述)所见唐时乐人乐事皆有明显的官方制度化管理特征，从整体上定性，唐代乐营实为当时乐籍体系中地方官属音乐机构之一种。 二、营妓之于乐营 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古代军队建制和贱民制度的整体发展历史来看，至少从晋以下，专门为军中服务的贱民一群已明确为“营户”(13)，这个群体无论人员还是服务范围都是庞大的。而军中存在女性服务者则更致久远，明张自烈撰《正字通》引《万物原始说》：“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清俞理初《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中对“女乐”所作的文献梳理显示出女乐与军营之密切关系。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等依据《越绝书》《吴越春秋》认为越王勾践时期就有妓女在军中服务，汉武帝时期创设了营妓制度。[4]25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指出军旅乐营中的女性为营妓。[5]55虽然没有更多史料确证汉代已有所谓“营妓”的相关制度规定，但是一些唐人史料和诗词还是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个群体在唐代军中的活动。高适《燕歌行》：“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相和歌·平调曲》原诗序写道：“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司空图《歌》：“处处亭台只坏墙，军营人学内人装。太平故事因君唱，马上曾听隔教坊。” 结合唐代乐籍体系已趋完善的情况，可知：当时无论营妓制度是否建立，乐营所辖显然是为军队服务的营户群体之一，其职能主要是以多种音声技艺形式服务于军中，女乐则是其中之主体。 首先，作为官属乐人之女乐的一种，营妓不论与军营有关与否，都必然有管理者(机构)，而乐营作为营妓的组织是可以确定的。 《本事诗·情感第一》载：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失州名。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随泪下。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笞之。命与妓百缣，实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14) 以上材料显示，这个“乐将”是军中女乐的直接管理者。这里还可以用稍晚一些的后梁材料加以佐证说明其延续性。《新五代史·王峻传》：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阳人也。父丰，为乐营将。峻少以善歌事梁节度使张筠。(15) 又有《云溪友议》载： 乐营子女席上戏宾客，量情三木，乃书牓子示诸妓云，岭南掌书记张保胤：“绿罗裙上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遮回不敢恼儿郎。”(16) 乐营子女因为“戏宾客”而招棒打，说明是有一定的侍宴规矩和惩戒措施的。同样，她们敢“叉手向前咨大使”也说明，乐营使这个管理者的身份、地位、级别并不比营妓高多少。 其二，营妓的服务对象及范围，与宫廷中的女乐有所不同，乐营作为活动区域的指称也是成立的。 《旧唐书·陆长源传》： 加以叔度苛刻，多纵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嬉戏，自称孟郎，众皆薄之。 这里讲到叔度“数至”“与诸妇人嬉戏”的“乐营”显然是指称一个具体的地方。 其三，以下两首唐人诗作中明确反映出唐代乐营还有着具体建筑，其作为一个物质实体也是存在的。 郑详《赠妓》载： (详纵情诗酒，至庐江谒郡守，留连吟醉，因赠妓曰：)台盘阔狭才三尺，似隔中当有阻艰。若不骑龙与骑凤，乐营门是望夫山。(原注：《诗话总龟》23《寓情门》引《南部新书》)(17) 罗虬《比红儿诗》载： 乐营门外柳如阴，中有佳人画阁深。若是五陵公子见，买时应不啻千金。……稍教得似红儿貌，不嫁南朝沈侍中。拟将心地学安禅，争奈红儿笑靥圆。何物把来堪比并，野塘初绽一枝莲。浸草漂花绕槛香，最怜穿度乐营墙。”(18) 《云溪友议》卷下：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尚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蛾。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 从“任其外住”四字来看，显然营妓是有固定住所的，只因杜、韦二人“长年精求释道”不好“乐营子女”，所以任其外住，只在有宴饮的时候召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唐代乐营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管理营妓的组织机构；娱乐经营的活动区域；营妓居住的固定场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