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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商乐署是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乐府制度史上最重要的音乐专署机构之一。曹魏始建清商乐署，置清商令、丞。西晋泰始间清商、太乐、总章、鼓吹乐四署并立，职官体制渐趋完备；东晋以后清商乐职官，或置或罢，出现了太乐、鼓吹兼掌清商乐事的局面。南朝刘宋重视后宫清商职官制度建设，反映了清商女伎在这一期的发展与繁荣，尤其至梁代武帝精通音律，锐意改制，清商官署职官建制完备。自晋室南迁后，江南吴声、荆楚西声等江南声伎涌入南朝宫廷，成为乐府文艺繁荣的主要力量。北魏虽有清商乐类，却不见清商官职。北齐朝野胡风盛行，虽然建立清商部类制度，却难掩清商乐类衰微的趋势。西魏、北周之际宇文泰依《周礼》定官职，既建北周，改立乐部，清商乐盖为大司乐以及乐部职官兼掌。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商乐署及清商乐官的设立、建置、功能、规模及其在历代的沿革与变迁，对梳理清商乐类在这一时期的承继、传播、流变与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乐府/清商乐/清商署/魏晋南北朝时期 作者简介：许继起，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许继起，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音乐文学与文献。E-mail：xujiqibj＠163.com 清商署是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乐府制度史上最重要的音乐专署机构之一，清商乐类是这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乐府音乐品类，二者为魏晋六朝乐府文学的创作、繁荣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音乐文化土壤。有关清商乐署制度的研究，散见于魏晋南北朝音乐制度的论述①，没有专门考察清商乐署的文章。本文主要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商乐类发展的历史，专门考察清商乐署以及清商乐官的设立的时间、职官建置、管理特征、人员规模、职位品秩及其在历代的沿革情况，以此呈现出清商乐类在清商职官制度背景下发生的历史变迁。 一、魏晋清商乐署的始建 “清商”之名秦汉已有，曹魏时始置清商职官。《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说：“晋受魏禅多循旧式，光禄勋之属，有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1]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说：“(魏)清商令，一人(《册府元龟》，本志)，六百石(汉无此官，依诸令补)，第七品，所掌如掖令，魏所置(汉无此官)。”[2]2753又云：“丞一人，二百石，第六品(依诸令补)。”[2]2753魏少帝嘉平六年(254年)群臣奏议废帝时，明确记录了所设清商职官，令狐景为清商令，庞煕为清商丞。《三国志·魏书·少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使保林李华、刘勋等与怀、信等戏，清商令令狐景呵华、勋曰：‘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职，何以得尔?’……清商丞庞熙谏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忧，水浆不入口，陛下当数往宽慰，不可但在此作乐。’……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3]129-130据此，曹魏至晚在少帝嘉平六年设清商令丞。考诸史籍，少帝刘芳在位之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职官改制，因此，可推知曹魏清商职官的设立应在嘉平六年之前。 曹魏建置职官制度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是曹操被封为魏公后，即建安十八年(213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在建安十三年(203年)平定荆州，并在这年征用荆州名士。汉雅乐郎杜夔大概也是在此年被征用，任军谋祭酒，并参与制作雅乐。《晋书·乐志上》载：“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4]679又云：“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4]679杜夔职为军谋祭酒，邓静为散骑侍郎，就其职官的身份而言，应为魏武军下属官。杜夔、邓静与其他歌师舞师一起所定宗庙郊祀雅乐，为魏武所用。如果歌师、舞师是专门的音乐职官，那么军谋祭酒及散骑侍郎盖为兼职乐官。曹操在建安十八年(208年)被封为魏公，受赐轩悬之乐，此年七月立社稷、宗庙，以诸王的身份建置尚书、侍中、六卿等职，职官制度如汉代诸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六佾之舞。……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3]38-39又云：“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3]42建安十八年曹魏称国，此年是魏武建官分职的第一个重要时间。曹操以魏公身份进行祭祀宗庙社稷的诸王雅乐，无疑是杜夔等人所定。曹魏称国，定都邺城，建铜雀三台，以优容声伎。邺下清商是清商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被视清商正声的源头。刘宋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论清商三调说：“又今之《清商》，实犹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魏武时期邺下音乐职官，除了史籍提到曹魏设歌师、舞师等名称外，杜夔、邓静则以军谋祭酒、散骑侍郎的身份参与乐事。此时曹魏所用郊祀宗庙以及清商诸乐，也由杜夔等人制作。二是曹丕受汉帝禅位立国之年，即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在黄初元年(220年)受晋禅位，改国号魏，并于此年遍置百官。黄初年间杜夔始从军谋祭酒转为太乐令、协律都尉。《三国志·魏书·方伎·杜夔传》说：“黄初中，(杜夔)为太乐令、协律都尉。”[3]806联系曹魏邺下清商三调繁荣的史实，大致可以认为曹魏于此时始建成较完备的音乐职官制度。因此，曹魏清商令职官及相应的清商乐署也大概建于此年，即黄初元年。 曹魏清商令为光禄勋属官。魏武帝时光禄勋称郎中令，黄初元年始更名。《三国会要·职官上》“光禄卿”条说：“光禄勋卿一人。”小注云：“第三品。中二千石，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三署郎。”[5]142又说：“魏国初置郎中令，黄初元年改名，无三署郎，不复居禁中；外官朝会则以名到焉；二台奏劾，则符光禄加禁，解禁止亦如之。丞一人，铜印黄绶。”[5]142《册府元龟》卷六六五把“光禄勋卿”归为“内臣部”，其属官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均在内官之列。魏武帝郎中令下是否有清商乐官，史籍不载。但是，联系魏武帝热衷清商、相和乐事的事实，魏武职下应有大量的清商乐人。如果设清商乐官，盖为郎中令属职。魏武郎中令、曹魏黄初所置光禄勋，主要职能是管理宫廷后宫事务，其属职多为宫廷内官。诸属内官中，掖庭是掌管后宫女乐的职官②。曹魏清商、掖庭职官同属内官体系，也反映了曹魏时期的清商乐署、清商职官与其后宫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换言之，曹魏清商职官及清商乐署主要职能应是管理后宫的女伎之乐。 魏明帝时曾建有清商殿。《晋书·五行志上》载：“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为妻之罚也。”[4]803从五行方位来说，“清商殿灾”是魏明帝弃正妃，纳妾女为皇后的征兆。这说明清商殿是曹魏洛阳帝王宫室偏宫，是帝王后宫贵人才女起居活动的地方，而非正宫后位居住之所。清商殿何时建立，史籍没有明确记录。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很多州牧及刺史起兵造反，董卓迁献帝于长安，自屯洛阳，并焚烧了东汉帝王在洛阳修建的宫室。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汉献帝重回洛阳，因为宫室残破，暂时住在中常侍赵忠家，八月即迁于许昌。显然，自初平元年董卓焚烧各洛阳宫室，至建安初年战乱纷起，这期间不会大规模修建洛阳宫室，清商殿也不会建于此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曾修建洛阳宫各殿，但是规模不大[3]53。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去世，因此，这两年时间内不太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活动，清商殿也不可能在此时建立。曹魏建国后曾两次大规模修治洛阳宫室，一是黄初元年(220年)文帝曹丕开始营建洛阳，并陆续扩建朝殿宫室。二是青龙三年(235年)明帝大兴土木，扩建洛阳殿室宫观。《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青龙三年)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史籍明确记载清商殿在太和五年(231年)受灾，显然清商殿在青龙三年(235年)之前已经存在。因此，只可能是曹丕第一次兴建洛阳宫室，即黄初元年(220年)所建。清商殿除了供帝王偏妃所居外，从其“清商”之名来看，清商殿与曹魏清商乐人、清商乐伎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清商殿即是曹魏宫廷建筑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曹魏后宫贵人、才女及清商伎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可见，曹丕立国之初，即定清商署官管理清商诸乐，建清商殿室以容纳清商乐人以供帝王飨宴娱乐。 魏受晋禅，其职官建置多因袭曹魏制度。至晩到晋武帝泰始年间，建立清商乐官及清商乐署。《晋书·乐志上》载：“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乃制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事具《律历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乐、总章、鼓吹、清商施用。”晋依曹魏制度置清商署、清商令，属光禄勋职官。《晋书·职官志》云：“光禄勋，统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冗从仆射、羽林左监、五官左右中郎将、东园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东晋初，前朝宫廷乐人、乐器辗转流散，一时阙而难俱，元帝时被迫“省太乐并鼓吹令”。《晋书·乐志下》说：“(元帝)江左初立宗庙……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太宁末，明帝又访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复置太乐官。……(穆帝)永和十一年，谢尚镇寿阳，于是采拾乐人，以备太乐，并制石磬，雅乐始颇具。”哀帝兴宁二年(364年)，曾省光禄勋并入司徒，清商乐署及清商乐官盖随之为司徒掌管。孝武宁康元年(373年)复置光禄勋[4]736，清商乐官盖复从其属官。《宋书·乐志一》云：“《长史变》者，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所制。”《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吴声歌曲”载此曲歌辞。《晋书·安帝纪》载：“(隆安)五月，前司徒长史王廞以吴郡反，王恭讨平之。”此曲应是晋司徒王廞举事临败后所制。由此可见，哀帝后司徒官参与清商乐事，清商为司徒属官也可得以旁证。 五胡乱华后，晋室南迁，加之北方诸族战事纷起，使得东晋礼乐之事或备或阙，各音乐职官及乐署也时置时罢。各乐官、乐署罢置时，就由其他乐官及乐署兼掌，并管理相关的乐类。清纪昀《历代职官表》卷十云：“晋代但置太乐、鼓吹令，据《册府元龟》所载，则尚有总章、清商二乐，而未见其官。当是以太乐兼总章，鼓吹兼清商，而仍令乐工分隶之，各司其事，不相凌杂，故有此四名也。……殆如今(清朝)各部院堂官之兼管乐部者欤。”[6]198清代馆臣所言乐署有时可以兼掌并管各乐事，大致符合音乐职官制度随乐人乐事增减而灵活变通的管理模式。但是，以“太乐兼总章，鼓吹兼清商”统言西晋乐官职事，则未辨史实。《晋书·职官志》载光禄勋属官有清商令，可证西晋设清商官无疑。所谓“太乐兼总章，鼓吹兼清商”，应指成帝咸和年间的事，不能以此统言两晋乐署职事[7]。据《晋书·职官志》，太常下分设太乐、鼓吹令，光禄勋下设清商令，三官并置，各分掌其乐事。《晋书·乐志下》云：“(元帝)江左初立宗庙……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咸和中，成帝乃复置太乐官。”《通典·职官典七》“鼓吹署”条：“晋置鼓吹令、丞，属太常。元帝省太乐并鼓吹，哀帝复省鼓吹而存太乐。”③据此，少元帝初年，清商及太乐、总章乐事是由鼓吹令兼管。哀帝时，省鼓吹，太乐官兼掌鼓吹乐与清商乐。成帝咸和中又重置太乐，此时太乐、鼓吹二令并立，盖太乐、鼓吹兼掌清商乐事。 据上可知，晋泰始年间，太乐、鼓吹、清商、总章四署分立，并置令丞。清商乐官为光禄勋属令丞。东晋哀帝时期光禄勋省并入司徒官，清商乐署及清商乐官盖随之为司徒掌管。孝武帝时(373年)复置光禄勋[4]736，清商乐官盖复从其属官令丞。 二、南朝清商乐署发展与完备 刘宋武帝时职官制度，多依晋旧制。明帝时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后宫乐官制度，置赞乐女史、典乐帅、清商帅、总章帅、总章伎伥、典乐人等女乐职官。据《宋书·后妃传》列其后宫音乐职官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清商帅是专职掌管刘宋后宫清商女乐的重要职官，其置人无定数，秩同五品职官。刘宋初后宫建置基本依据汉魏及两晋制度。明帝时，后宫人员定以百官名号，并备其品秩，后宫职官制度建设较前代明显加强。《宋书·后妃传序》说：“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高祖(武帝刘裕)受命，省二才人，其余仍用晋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修华、修容，置贵妃，位比相国，进贵嫔，位比丞相，贵人位比三司，以为三夫人。又置昭仪、昭容、昭华，以代修华、修仪、修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为散位。”[8]可见，刘宋后宫清商乐官制度建设是加强后宫制度建设的产物，这反映了清商女伎在刘宋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 刘宋时代清商乐伎的空前繁盛，其主要来源有四：一是西晋宫廷的清商旧乐。永嘉之乱后，西晋洛阳宫廷音乐纷纷流落。一部分乐工奔往凉州(甘肃武威)，由前凉张重华获得。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6年)，大将吕光灭前凉，重获此清商旧乐。另有一部分洛阳乐工奔赴襄国(河北邢台)、寿阳(山西寿阳)、荆州(湖北江陵一带)地区④。至东晋成帝置太乐官，荆州庾亮、谢尚搜集上述地区的乐人，修复金石器物，东晋雅乐始具。西晋大部分宫廷旧乐则落入刘渊(前赵)之手，此后辗转流入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前燕慕容氏及后秦姚苌的宫中。至刘宋太祖辅晋，平定关中战乱，灭姚苌及慕容氏族，由此获得西晋宫廷的清商旧乐。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成都王司马颕逼追惠帝入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遭到众人攻击。阳平人公师藩率军讨伐，魏郡太守汲桑与石勒俱归公师藩。后濮阳太守苟晞讨伐公师藩并斩之，汲桑则自称大将军，与石勒进军邺城，获得西晋宫廷大量乐人、乐器以及妇女珍宝。这是西晋宫廷礼乐之器第一次流失。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迁都平阳(山西临汾)，此年派石勒攻占邺城，所得金石之器尽归刘渊所有。永嘉四年(310年)，刘聪又派刘曜、王弥、呼延晏攻占洛阳，获怀帝，西晋宫廷乐器、乐人随之入平阳。东晋初刘聪死后，其将军靳准杀刘粲僭位，此时刘曜称帝。这之后，石季龙与石勒合攻平阳，靳准归服刘曜，石勒尽获刘聪平阳宫所得西晋宫廷乐器珍宝。《晋书·石勒载记上》载：“(石)勒焚平阳宫室，使裴宪、石会修复元海、聪二墓，收刘粲已下百余尸葬之，徙浑仪、乐器于襄国。”石季龙、石勒贪婪无礼，不仅掠夺珍奇异宝，而且发掘前代帝王贵族坟墓，所得金石之器富于前代。石勒死后，石季龙僭位，大力修建邺城。永和六年(350年)，石勒大将冉闵在邺城称魏，灭石季龙之后，尽得襄国(河北邢台)宝器。永和五年(349年)，慕容儁僭燕王位，灭冉闵后将其宝物移于中山(河北定州)。《晋书·慕容儁载记》说：“寻而慕容评攻克邺城，送冉闵妻子僚属及其文物于中山。”永和八年(352年)，慕容儁得国玺，称皇帝，置百官。慕容暐僭燕王位时，置音乐职官钟律郎，这说明慕容燕国时常行礼乐之事。慕容暐从蓟城迁往邺城，修缮宫殿，重建铜雀台，其宫廷礼乐人员又汇集邺城。太元年间，前秦苻坚派王猛攻占邺城，把慕容暐及王公已下四万余户迁至长安，慕容氏宫廷礼乐金石之器遂入关右(陕西潼关以西)。《晋书·乐志下》载：“而王猛平邺，慕容氏所得乐声又入关右。”及苻氏为慕容氏逼破，其大将姚苌在太元十一年(386年)称帝，定都长安，得前秦礼乐之器。姚兴在位时，慕容超立建燕嗣位，此时慕容超母亲及妻子被姚兴所拘长安。姚兴要求慕容超，用其宫廷太乐伎赎回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晋书·慕容超载记》载：“超母妻既先在长安，为姚兴所拘，责超称藩，求太乐诸伎，若不可，使送吴口千人。超下书遣群臣详议。左仆射段晖议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回。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亲之故而降统天之尊。又太乐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与彼，使移风易俗，宜掠吴口与之。’……超遣其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入长安，送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姚兴。”可见，慕容德、慕容超居邺城时，曾获得前代礼乐器物及伎人。在送给姚兴太乐伎人后，慕容超感叹太乐伎不完备，就侵入阳平、济阴等地，掠夺男女两千多人，送至太乐修习礼乐。由上述事件可知，慕容氏设礼乐机构及职官，坚持行天子礼乐之事，这有利于修习和保存前代旧乐。义煕年间，刘裕率晋军攻伐慕容氏，灭南燕，得其宫廷礼乐器物⑤。至义煕十三年(417年)，刘裕灭姚兴，统一关右，姚兴所获宫廷礼乐器物尽随之南渡。《隋书·音乐志下》说：“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刘宋一方面在平定北方诸族的战争中，不断地获得西晋流落在北方各族的宫廷礼乐器物，及统一关右，使西晋的礼乐文物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二是东晋宫廷的清商新声。刘宋武帝受晋禅位，基本完整地继承了东晋宫廷的礼乐之器、礼乐之官及礼乐乐人，自然也使东晋宫廷的清商乐得到较完整地保存。刘宋时期后宫音乐伎人大量增加，元徽时宫廷太乐伎人十分繁盛，达到一千多人，而且还不包括杂伎人员在内，因此，加强后宫的音乐职官制度建设显得尤其重要。《南齐书·崔祖思传》载：“又曰：‘乐者动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伦，其义大矣。桉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糜废力役，伤败风俗。今欲拨邪归道，莫若罢杂伎，王庭唯置钟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则官充给养，国反淳风矣。’”这说明刘宋时期无论宫廷雅乐、清商正声伎，还是郑声杂伎，均出现了极为繁盛的局面。 刘宋宫廷的清商乐，除承继两晋宫廷的清商乐外，第三类是曹魏邺下的清商旧乐。西晋之末，魏帝(陈留王)居邺城，行曹魏天子礼乐，保存了曹魏宫廷乐人、乐器及礼乐官员。因此，两晋时期，曹魏虽亡，但其礼乐未亡。邺城仍是一个重要的礼乐汇集之地。晋室南迁后，邺城成为北方诸族的必争之地，邺下乐人被迫离散。邺下乐人的流向大致有两条路线：一部分乐人留在邺城被侵略者劫获，另一大批乐人因战乱迁至江南。《晋书·乐志下》载：“及慕容儁平冉闵，兵戈之际，而邺下乐人亦颇有来者。……而王猛平邺，慕容氏所得乐声又入关右。”冉闵在邺城称魏，灭石季龙之后，得石勒襄国宝器。慕容儁又灭冉闵后将其宝物移于中山。永和八年(352年)，慕容儁得晋国国玺，称皇帝，置百官。慕容暐僭位时，有音乐职官钟律郎，这说明燕时常行礼乐之事。慕容氏、石勒均曾迁都邺城，扩建宫室廷殿，重新修建铜雀台，这为邺城保存曹魏音乐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史籍描述北方诸族的战争时，多次提到邺下音乐的离合聚散，可见邺下清商旧乐仍是东晋及十六国宫廷音乐的一个主要来源。《宋书·乐志一》载刘宋顺帝时王僧虔上书论清商三调时说：“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刘宋顺帝时，由萧道成辅政，王僧虔上书修定雅乐，萧道成使侍中萧惠基调正清商音律。《南史·王僧虔传》说：“(虔)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人间竞造新声。时齐高帝(萧道成)辅政，僧虔上表请正声乐，高帝乃使侍中萧惠基调正清商音律。”无论是两晋宫廷，还是江北十六国，曹魏邺下清商乐均为当时宫廷制礼作乐及礼仪用乐的主要内容，这也是曹魏清商乐为何受到如此重视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曹魏时代清商乐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和保存，对东晋六朝宫廷音乐及清商音乐职官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刘宋武帝辅助晋到受晋帝禅位，至武帝统一南北的战事中，尤其重视对礼乐器物以及宫廷乐人的劫掠和搜集。刘宋时代，西晋的宫廷礼乐、东晋的江左新声(主要是吴声)、曹魏的邺下旧乐，均汇集刘宋宫廷。 第四类清商乐伎是西曲。荆楚西声在这一时期不断涌入，成为促使刘宋宫廷清商乐伎日渐繁荣的一股最重要的力量。从《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来看，刘宋时期传统的清商三调继续发展，更重要的音乐活动则是对江左吴声及新进西曲的改制。张永《元嘉正声技录》成于元嘉年间，已佚。但从此书散见的记录来看，此书主要记录元嘉时代相和五调及清商吴声西曲。由此可以推测，此书可能是主要记录刘宋清商正声伎乐的专书。从史志文献著录来看，《三国志》乐志阙如，《晋书·乐志》晚出，与沈约《宋书·乐志》、《律历志》对刘宋乐事详细的记录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刘宋时代清商伎乐的繁盛。刘宋加强后宫清商职官制度建设的做法别于前代，其相和诸曲、清商伎乐从礼仪形式、歌辞创作、表演体制等方面也进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新时代。南齐受刘宋禅位，其礼仪制度及礼乐用事多依刘宋故事，礼乐职官建置也多因袭刘宋制度，南齐应置清商职官及清商机构。从文献角度看，《南齐书·乐志》主要记录了南齐所用郊祀、宗庙、元正朝会所用礼乐歌辞及诸舞乐杂伎，少有清商诸曲的记录，而且除诸舞曲诸辞外，基本依刘宋所制。《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清商曲辞》也少见南齐制作。依此可以推知，其清商乐官虽依刘宋所制，但清商乐伎出现了衰落的趋势。 梁初职官设置及礼仪制度，多依刘宋、南齐旧制。《隋书·百官志上》说：“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齐之旧。”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复位百官名号，改太常为太常卿，下设太乐令丞，清商署丞则为太乐属职。《隋书·百官志上》载：“(梁)太常视金紫光禄大夫，统明堂、二庙、太史、太祝、廪牺、太乐、鼓吹、乘黄、北馆、典客馆等令丞，及陵监、国学等。又置协律校尉、总章校尉监、掌故、乐正之属，以掌乐事。太乐又有清商署丞，太史别有灵台丞。”梁代清商署虽隶属太乐署，但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音乐专署。因此，清纪昀《历代职官表》认为自南朝梁代始，太乐、鼓吹、总章、清商四署分立，各自设专官：“至梁设校尉，而总章始置专官，又别立清商署丞，于是太乐、总章、鼓吹、清商四乐遂各有分掌。”[6]199虽然笔者不同意馆臣认为太乐、鼓吹、总章、清商乐署至梁代才开始分立的观点[9]，不过，这也可以说明，在官方文献的记录中南朝梁代礼乐职官的建置最为完备。梁代对吴声、西曲不断改作，二者作为清商乐的主要力量取得长足的发展。梁武帝精于音律，尤偏爱西声，并依西曲改制“江南弄”诸曲成为梁代清商新声。从建官分职来看，梁代太乐、鼓吹、总章、清商乐四署分立，清商职官制度可谓完备。从文献所录诸曲来看，梁代是推动清商乐伎变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南朝陈代的职官建设多依梁代制度，并传前代清商旧乐，陈后主时自制新曲，清商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隋书·音乐志上》载：“(陈后主)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隋代平陈，获得蔡子元、于普明等宫廷乐人，置清商乐署及清商乐官。陈代清商旧乐，构成了隋代清商乐的一个主要来源。隋高祖获得陈代宫廷乐人，是其建立清商乐署最直接的原因。《隋书·音乐志下》云：“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旧唐书·音乐志》“清乐”条说：“隋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遭梁、陈亡乱，所存盖鲜。”陈代清商旧乐被隋高祖认为是“华夏正声”，这说明陈代所传清商乐是被视为前代清商旧乐的源头和正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