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交锋中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学
时间:2024/11/28 06:11:33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 作者:夏燕靖 点击:次
内容摘要：中国当代艺术学史有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艺术学理论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学术史路径；另一条是遵循学科体制建构起来的艺术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在此时期，中国当代艺术学史实现了两个基本转变：一是开辟和扩大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范畴，构建起研究领域的“新范式”，形成日益鲜明而富有特色的“学术史”路径；二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获得重大进展，历时80年的“潜学科”在不断修正与完善过程中终于成为“显学科”而得到学界的认知和认同，进而在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际列于一级学科之中。据于此，本文力求围绕学术思想交锋以及学科建设与发展认识上的交锋问题作深入探讨。 关 键 词：中国艺术学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艺术学史 作者简介：夏燕靖，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5-201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构与文化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5ZSTD008）阶段性成果。 自1978年末开启新时期以来[1]，有两次重大的思想交锋，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直接冲击了“两个凡是”的教条，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激发起思想解放的热潮，为改革开放、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启，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种种障碍。在文艺领域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明确了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论断，并以此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如此一来，在文艺新方针的指引下，艺术学理论研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另一次则是在20世纪 90 年代初[2]，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3]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丰富和发展，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成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要求和新作用。及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进入到了关键期，艺术与文化建设以及整个社会建设之间都具有协同发展的作用，这对艺术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认识高度与推进方向。 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强调不能“为艺术而艺术”，提出文艺理论与创作不可“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主张坚定文化自信，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主张文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这是新时代更为突出的文艺指针，显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领域思想交锋具有拨正航向的一大重要特征。 故而，我国当代艺术学史的走向大致形成了两条较为明显的史学路线：一条是艺术学理论由“自发”走向“自觉”，这可称之为学术史路径；另一条是按照学科体制建构起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自醒发展脉络，可称之为学科史路径。 前者涉及的“学术史”领域理论形态多元且庞杂，尤其是对艺术学理论的认识与观念转变可谓跨界互融，基本涵盖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研究中关涉艺术学理论的认识与观念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鲜明实践品格给予艺术学理论研究以新的认识，推动其向着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前行。后者指称的“学科史”，则在历时80年的进程中，其学科形态是被遮蔽的，是以“潜学科”形式发展。发生的转变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艺术学二级学科（即艺术学理论学科前身）的试点设立，直至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正式确立。 在经过多个阶段的探索、磨合及推进，尤其是针对艺术学理论被确立为一级学科之后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进程的考察中，不少专家学者从学科史研究角度对艺术学理论作出了多重交织的关系探讨，如从学科属性方面对艺术学理论的视阈范围给予了进一步的明晰，以此形成对应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研究的区分和识别。 就学术史与学科史交织而言，中国当代艺术学史所呈现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对这两条史学路线走向的揭示。由之可言，中国当代艺术学史的构成主体，就在于对学术史与学科史发展问题的综合探讨与认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突出史学思想的交锋，正如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所断言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4]，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学史40年走向的重要维度，即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学史在思想交锋进程中获得的进步。 一、思想解放带来全新研究视角 新时期艺术学理论崛起的历史机缘与拓展视阈，是在顺应历史性转折过程中实现的。这一历史性转折凸显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文艺思想的内涵，使之理论思辨的学风越加浓厚，而被纳入其中的艺术学理论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中形成了极具典型意义的“入世精神”。 新时期之初，当艺术学理论尚未构成自己话语系统的时候，或者说仍处于“艺术概论”的一般解说之时，如何使之成为理论形态或结构成理论体系，不可否认此时的文艺理论为艺术学理论的发展给予了很好的铺垫和支持。尤其是文艺理论语境出现的深刻变化，以至影响到文学及各种文化与艺术思潮与观念的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相互碰撞，成为这一转型时代的显著特征。然而这种转型并不是全盘断裂，而是呈现为一种不断重回、选择、推进与建构的过程。至此可言，新时期是一个重新扬帆启航的历史阶段，其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历史转变的动机，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篇章。 当我们回溯历史时，在新时期之初的历史语境当中，依循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研究成果孕育生成的艺术学理论，已经逐步显现出其具有的独立性特征。一方面表现出艺术学理论以强劲的姿态参与到上世纪80年代整个文艺理论、美学和文化史学领域的学术与学科建设之中，在理论建构与推动、吸收外来理论资源，以及方法论借鉴上都彰显出了蓬勃活力。另一方面表现在关注艺术学本体论的研究，针对艺术理论的概念术语、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给出新的认知，以丰富其治学和研究。此时期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范式着眼，从不同的思路来论证问题，进而在多个向度深寻艺术学本体论的价值，使新时期艺术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唤醒了人们对艺术本体问题的极大关注。 思想解放促进了理论思辨。新时期之初召开的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提出了文艺思想转变的重要指针。要求文艺界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由之，在文艺理论改革思潮带动下，涌现了一大批关于艺术学理论新观点和艺术创作新认识的讨论文章。如针对“唯题材”提出的“反对题材决定论”，主张实现艺术民主，艺术工作者丰富自身社会实践进而走向人民生活[5]；如关于艺术创作方法的讨论，对“两结合”提出了新的理解[6]。还有学者提出借助古典文艺理论的文献资源作为当代艺术创作的参考引导，有其必要性和典型性[7]。这些论断在新时期之初被提出，可谓是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关注古代文论与当代阐释的最大化融合，显示出艺术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形态特征，这是确立艺术学理论学术立场和延展方向的重要举措。即便是今天，艺术学理论在认识观念、研究方法、论域广度，以及文献整理等诸多方面发生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新时期之初构成的“中国化”理论态势可以说是一直持续而稳定的。 然而，在回顾和反思新时期艺术学理论研究现状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仍有问题存在：一是对话题的呼吁大于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学术之本难有突破；二是偏重依赖观念的演变来阐释这一历史时期的艺术学理论问题，这与文艺理论同时期发展进程十分相似，缘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对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侧重形而上，依托抽象概念展开逻辑推演，使得艺术学理论探究多以观念而论，没有很好地直面现实。 当然，这不是要忽略在新时期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对于“呼吁”与“观念”认识的重要性，而是强调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提出学术主张，形成学术共识和建构学术知识体系，这也是艺术学理论在新时期演进的根本，是基于对艺术学史自身发展价值给予的评判。我们应当承认，在探讨新时期艺术学理论发展历史过程中，依文艺理论开启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是一个事实。在这方面文艺理论研究的启迪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文艺理论提出的问题[8]正切中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因为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知识体系有许多就是缘于文艺理论而建构的，如在艺术院校广泛开设的基础理论课程——“艺术概论”，其基本概念和阐述脉络，就离不开对文学概论的借鉴或借用。真正的艺术学理论的学术面貌是在新时期进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经过借鉴、消化和转变，才得以从自觉到自醒发展起来。这正如本文强调依循文艺理论而开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事实。 但也应当看到，新时期以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在伴随着文艺理论前行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其独立性特征。特别是前文所提及的关于艺术学理论本体论的探讨，有着丰富的学理内涵。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艺术学理论研究开始关注艺术本质、艺术特征、艺术起源、艺术功能、艺术系统、艺术审美和艺术语言等问题的探究。其理论资源主要是多方面吸纳了文艺理论、美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原点，新时期以来在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中关于“原理性”研究日益突出，促成了艺术原理研究的基本格局，改变了长期以来“艺术概论”只围绕“艺术反映现实”“艺术与社会生活”以及“坚持二为方针的创作任务”等偏于与文艺理论相同问题的阐述，转而对艺术本质“是什么”，艺术功能“为什么”，艺术创作“用什么”或“做什么”，艺术接受 “成什么”等系列问题的专题讨论，这明显是在思想交锋中获得的认识和转借。并且，也透彻揭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学史的进程意义在于反思、拨正和回归到学术研究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可以说，这是新时期以来在建构艺术学理论体系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1984年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直面改革，提出文艺也是改革中的一部分，倡导作家要更新创作思想，鼓励自由探索。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吸纳国外文艺思想成了当时文艺界的一股“新潮”。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派”一时风起，这类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支柱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包括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先锋性。在这样的思潮带动下，上世纪80年代我国艺术界出现的“八五新潮”[9]，以及由之孕育而生的艺术批评话语，就是借鉴或翻版西方艺术理论的代表。就艺术学理论不断向深层次问题探究来看，新时期以来我国艺术学理论界接受并消化外来理论，艺术学理论中的交叉学科研究已经显露头角，艺术心理学等讨论、研究形成了热点。整体而言，外国文艺理论的传播及形成的学术热点，确实促进了我国艺术学理论当代研究的题域范围，我们开始注重对外来艺术理论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应用。然而，随即出现一股为追赶时髦而盲目借用西方学术概念和术语，不求甚解且随意套用在中国艺术问题上研究的思潮，导致学术风气浮躁。当然，我们也承认中西艺术有相融或相通之处，但一味以西方观念来统辖中国乃至替代中国艺术问题的探讨，完全不考虑中国艺术问题的自身语境，这种浮躁的学术风气带来的只能是对中国艺术问题认识的曲解，甚至是扭曲。如是说来，以开放的、平等的视野观照中西艺术理论问题研究，寻找异同，回归理性，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西艺术理论领域学术交流互动的关键。 在此，我们应当承认，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至于艺术学理论的推动与建构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时代性、多元性和先锋性，可以说在艺术学理论发展进程中都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 二、学科建设在突破中获得生机 新时期以来，艺术学理论学科伴随着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刷新而获得快速发展，体现在学科建设的三阶段，即所历经的“突破”“发展”与走向“建构”的三个历史阶段的自醒。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多年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从无到有，由弱增强，逐步完善的重要发展时期，基本实现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现代转型，呈现出近百年来学术积累与学术进步在学科建设上的同步推进。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探索出一条通过融合与发展，尤其是符合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构之路。 当然，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所取得的进步，其内在因素，或者说至为关键的推动力主要还在于其理论研究所经历的由“自发”走向“自觉”，进而走向学科建设的全面觉醒，其遵循学科体制规律建构起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且形成了自己的建设目标和策略，这使得艺术学理论也由以往的“潜学科”状态，演变为“显学科”形态。[10]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艺术学自19世纪后半叶在德国诞生，相隔较短的时间，便于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西方美学的东传引入我国，一方面由日本转介，如俞寄凡于1922年将黑田鹏信《艺术学纲要》译介到国内，不仅搭建起一座沟通中西方学术和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且也对我国早期艺术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另一方面宗白华作为我国现当代艺术学奠基人，自1925年从德国留学回国，便在南京东南大学以“艺术学”为题做过系列讲演，并留下两篇讲稿：一篇是《艺术学》讲稿；另一篇是《艺术学（讲稿）》，反映出宗白华在对艺术学及学科自律上的探索意义。到了上世纪40年代，马采连续发表六篇关于艺术学散论，诸如《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有着严密的理论构架，同样成为我国艺术学的重要奠基人。此外，还有多位艺术学传播人，如张泽厚1933年撰写的《艺术学大纲》，将艺术归之为文化形态进行考察。1943年陈中凡发表的《艺术科学的起源、发展及其派别》，提出了关于艺术学科性质问题的讨论。同年，蔡仪出版的《新艺术论》算是一部融合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专著，其特点在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阐述文学与艺术理论中的相关问题。王朝闻于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了一系列关涉“新艺术”理论的著述，对于我国古代艺术理论审美关系特征、共同规律作出归纳和总结。之后，依照苏联建构起来的文艺学得到迅速发展，逐步成为整个文艺理论界的主导学科。因此，艺术学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传播以来，因为始终没有得到相应的学科作为支撑，一直处在“潜学科”状态而被冷落，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些高校获得试设艺术学二级学科，才得以名正言顺地推进其研究工作，这可说是研究走向“自醒”的关键。 进入新世纪以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更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成为整个人文与社会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学术品格，从而使新世纪艺术学理论研究更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并在动态建构中达到与整个人文与社会学科相对平衡的发展状态，进而使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机。 回溯历史，艺术学理论作为艺术学门类学科下的一级学科设置，有着一个波折而曲进的历史过程。起初历经的“突破”阶段，时间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也就是新时期之初至90年代初叶，此时文科（文学）大类学科开始建构。在当时重新提起“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认同前提下，出于学科的特性，各个学科的建构程度不一，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艺术学相对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亟待建设的学科而言，由于其学术传统、研究方法、治学理念，乃至学术积累等方面的诸多原因所限，特别是在当时被文科大类以术科自足性[11]看待的状态下，使得艺术学学科建设推进面临种种阻力。虽说艺术学由术科转为学科已有提倡，学科建设也开始孕育，但作为学科建构的迫切性却并未被文科大类的学界同行所理解。 根据笔者对张道一先生的采访，大约是1987年前后，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有关艺术学属下的美术历史与理论、音乐历史与理论研究等几个门类学科增设博士学位授予点时，就遭遇到文科大类，特别是文学学科组专家的质疑，他们一度认为艺术学的特性基本属于术科，没有必要以学科名义增设博士学位授权点。很显然，思想交锋在此期间被凸显出来。按照张先生的叙述，在这次会议上引发的讨论相当激烈，反对方意见的依据是以欧美和日本教育学制为由，认为欧美和日本的术科教育大多只设置到专科为限，而没有再升级的必要。张先生则强调“术科”与“学科”的划分伴随我国早期艺术教育的人才培养就出现了[12]。最终，经过张先生等同期艺术学科组的委员据理力争，文学学科组专家收回了反对意见，艺术学属下的主要门类学科在此后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不过，也由此拉开了我国学界关于学科建设问题的深入探讨。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应用专业领域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术科”与“学科”应各有分量，偏废某一方的知识都是不可取的。诸如，艺术学面对艺术创作问题的探讨，如若不清楚艺术技艺的形式表达特征，那么，是根本无法阐释清楚艺术创作的本体性规律的。这就言明，艺术学学科的设置有其学科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学科建设的自身需要。 艺术学学科的“突破”阶段，总算是在新时期进程中，以上世纪80年代末为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即1989 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将艺术学列为文学门类学科之中，即位列于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之后，列有艺术类，统归为四大一级学科。在当时的艺术类学科之下，设立有40个艺术类学科（专业）[13]，其理论类学科（专业）均以艺术门类学为名目所列，如美术历史与理论、音乐历史与理论等。不管怎么说，值得庆幸的是这毕竟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自从艺术学被学科体系接纳之后，关于艺术学的学科性质，或者说学科的核心概念一直是艺术学界热议的话题，这对于艺术学学科尽快建立起与同级学科相平等的学术研究体系，进而推动我国艺术学研究向学理性更深层次的拓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这种学术研究体系和学科体制的确立，又为促进学科跨越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这种状况下，涉及讨论有关艺术学与文艺理论、美学、文化史学及各门类艺术史论沿革关系的问题，既成为揭示艺术学学科性质或核心概念比较重要的论题之一，并成为与同级学科建立联系的纽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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