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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乐舞的界定 论证与价值定位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邓光华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通过历史背景、沿革,尤其是现存于夜郎故地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夜郎乐舞似可界定为缘起于夜郎时期、夜郎故地上各族人民在各历史阶段创造、演绎、沿袭下来的以铜鼓、芦笙参与为标志,集歌、舞、乐为一体的传统乐舞。从发展的眼光看夜郎乐舞,似可分为乐舞系列、古歌系列、礼俗歌系列、八音系列、傩舞系列。夜郎乐舞是我省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
    【关 键 词】夜郎乐舞/界定/论证/价值定位
    【作者简介】邓光华,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贵阳550001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始、神秘的文化已成为现代人的时尚与追求,因而也成了旅游文化的一个亮点。正因为如此,我省学者大声疾呼:要把贵州建成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旅游大省,就应打造夜郎文化这个品牌。夜郎乐舞是夜郎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项目,开发夜郎乐舞意义深远。可什么是夜郎乐舞?历经两千多年留下来的乐舞是否存在?它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又如何?本文在此做一尝试性论述,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一、夜郎乐舞的界定与历史背景
    所谓乐舞,是指我国古代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原始歌舞形式,它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代的“乐”往往泛指乐与舞,如原始时期的《葛天氏之乐》,夏、商时期的《尧乐》、《舜乐》、《禹乐》及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等。这些乐舞均是有歌、有舞、有乐的综合表演形式。作为歌舞乐中的乐,在古代多为一些击奏型乐器,如鼓、锣、钲、钟、磬、扁鼓、建鼓、园鼓等;也有埙、鞀、排箫、筝、瑟等管弦乐器。显然,钟鼓类乐器比例较大。乐舞不仅宫廷有,民间也有,据史籍记载,古代民间乐舞除盛行于中原各国外,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中也很活跃,历史上周王室中的“四裔乐”就是从少数民族歌舞中吸收来的①,事实上,我省和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铜鼓上就雕刻有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芦笙舞、干戚舞、羽舞、矛舞等乐舞形象②。而至今流行于贵州苗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的芦笙舞、铜鼓舞,与铜鼓上雕刻的舞人形象毫无二致。这无疑是我们今天研究夜郎乐舞的重要线索。
    对照古代乐舞形态,结合我省地下文物考古成果和文献记载分析,夜郎乐舞有三个特点:一是歌、舞、乐三者结合;二是以铜鼓、芦笙参与为标志;三是在特定的地点与族群中(夜郎故地少数民族中)进行。为此,我们似可以这样界定:夜郎乐舞是指缘起于夜郎时期、夜郎故地上各族人民在各历史阶段创造、演绎、沿袭下来的以铜鼓、芦笙参与为标志,集歌、舞、乐为一体的传统乐舞。如果此说成立,夜郎乐舞在贵州夜郎故地(因本文只涉及贵州、故暂不讨论贵州以外的夜郎故地乐舞)少数民族中确实保存下来了。
    当然,从文化的时间上看,文化是累积的、多层次的,而每一文化层面又是由若干文化元素构成的,因而,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夜郎文化亦然。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孕育和培植这一文化的历史背景,从中找到夜郎乐舞的演变线索和轨迹,这是弄清夜郎乐舞的切入点。
    贵州是我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几十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繁衍,其文化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考古工作者发现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数十处。能确定的古人类有“桐梓人”、“水城人”、“大洞人”、“兴义人”、“马鞍山人”等。据此,不少学者认为,贵州文化至今已有20多万年的历史。③ 这就说明,贵州自古就有土著居民,夜郎时期的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土著居民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不仅开发了贵州,创造了远古物质文明,而且也创造了远古文化。
    对于夜郎国,专家们基本已有共识,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少数民族在我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最早的国家,而且发展迅速,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强国。其疆域约占今贵州的四分之三,云南的四分之一,以及广西的小部分④。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因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随之诞生,并随着夜郎国二百多年的积淀、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而丰富、持续而稳固的历史文化层,这就是夜郎文化的发端。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地下考古发现包括铜鼓在内的夜郎文化遗址和遗物1200余种。⑤ 经有关专家考证,这些夜郎考古发现的实物具有较强的地方特点与民族特点,明显地有别于中原文化。而铜鼓和芦笙(有出土铜摇钱树残片上的芦笙舞图像为证)⑥ 在同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提供了古夜郎时期乐舞文化的某些线索,从而使两千多年前神秘的夜郎乐舞文化显露端倪。
    公元前28~25年,夜郎国王因阻遏牂牁郡建立而被推翻,夜郎国灭亡,封建王朝的郡县制在本地区得以确立。此后,原夜郎地域内许多族群都逐渐地融入了华夏民族。只有苗、侗、布依、水、仡佬及部分彝族、土家等民族仍扎根于夜郎故地今贵州高原一带,他们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断繁衍、生息,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精神文明,以铜鼓、芦笙为标志的夜郎乐舞文化不但没有随着夜郎国的消亡而泯失,反而有了发展,而且蕴涵丰富,历经两千多年风雨而不衰。
    如彝文典籍《夜郎史传》的《夜郎君法规》中第九条规定:“四方的民众,所有的臣民,男女婚姻事,不准硬逼,男女相慕爱,歌场定终身。”⑦ 这虽然是针对恋爱婚姻的法规,但却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夜郎时期民间不仅有歌唱习俗,而且已有了固定的演出歌场。很明显,这种“歌场对歌”求偶形式与今天贵州夜郎故地的彝、苗、侗、布依等民族的婚恋习俗是一脉相承的。
    实事上,从汉至今,夜郎故地少数民族歌舞从不间断,《旧唐书·谢蛮传》、宋《太平广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以及清代《皇朝通典》、《扎朴》、《广舆胜览》等均有零星的记载。迄至今日,夜郎故地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仍保存着许多古代乐舞文化的信息。如苗族的跳月、摇马郎、吃鼓藏;布依族的坐表、浪哨;侗族的踩歌堂、玩山、走寨;彝族的曲谷、酒礼;土家族的摆手舞、仡佬族的达以等。这些古老的民俗活动中,吹芦笙、击铜鼓、跳芦笙舞、铜鼓舞、木鼓舞等都具有浓厚的夜郎文化色彩。其中,铜鼓、芦笙的地位十分突出,有的民族甚至把它们视为与祖先、神灵沟通的器物。这些歌舞活动所反映出的深层次历史文化背景,无疑是贵州民族歌舞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重要佐证,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古夜郎文化与贵州少数民族歌舞渊源的重要线索和依据。
    二、夜郎乐舞遗产的考察论证
    音乐是时间艺术,随着时间消逝而消逝;舞蹈是形体艺术,随着行为结束而结束。它们的时空性和瞬间性,决定了乐舞遗产存留的特殊性。今天已不可能见到两千多年前夜郎乐舞的原始面貌,我们只能从历史的横断面与纵向面去探索,既从静态角度考察夜郎乐舞的物质层面:即地下文物铜鼓、芦笙、陶俑、砖雕、壁画、乐舞形象等;又从动态角度考察其精神层面:历史记载与存留在民间的传统歌舞,从而找出它的基因所在。就我省文物工作者已发掘的地下文物来看,与夜郎乐舞有关的主要实物有铜鼓、芦笙、砖雕、以及铜摇钱树残片上的乐舞形象等,特别是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铜鼓与铜摇钱树上吹芦笙的人物形象,是我们今天研究夜郎乐舞的重要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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