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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载堉的“舞学”理论(3)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 蔡丽红 参加讨论

    在《律吕精义》外篇中,他对“舞学”提出了一系列颇为先进的教育观念,如乐舞的普及教育,循序渐进的教学主张,倡导乐舞教育人人平等的观念,重视乐舞教育的对象与方法,以及编创科学的、系统的乐舞教材的原则与方法等等。从中国舞蹈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朱载堉的如下思想观念和理论建树尤其值得后人珍视。
    1、有教无类的大众化乐舞教育理念
    朱载堉倡导人人享受乐舞教育的理念。在《论舞学不可废》中,他列举前代帝王、重臣、文人、平民起舞的史事后说:“古人自天子至于庶人,无有不能舞者。”但是古祭祀宗庙的乐舞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参加。古人“以学舞为美事。”“自隋以往尚有此风,近世以来此风绝矣。”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曾下诏“选国子生教习二舞”,但人们都“耻于乐舞”皇帝也不得不作罢。朱载堉对宋代发生的这件事颇不以为然。宋代尚且如此,明代“耻于乐舞”的思想就更明显了[3]。古乐舞不存,而新兴戏曲乐舞、民间乐舞日见兴旺,为社会所欢迎的景象,这使朱载堉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叹。所以他提出在办舞蹈学社时,“不拘农工商之子皆可入社,但择颇有德行人所爱敬者”这里,可见朱氏提倡乐舞普及和推广的热诚。能够提出这种人人享受平等教育权力的教育思想理念,对于具有皇族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朱载堉来说,委实是难能可贵的。
    2、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和教学培养原则
    朱氏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对乐舞教育的对象与方法颇为考究。他提出,习舞年龄都应当在“二十以下、容颜修正者为之”,“须同志之人”,“……不拘士农工商之子皆可入社,但择颇有德行人所爱敬者……”提出了乐舞教育对象的年龄和容貌要求,习舞不论社会身份和家庭出身,但强调志同道合和品行端正。对学校选址的方法、教育规模和教育内容等方面,他也都作了具体的阐述。如学校的选址应在“清幽洁静之处”、“隔远尘俗”,以防止学生“一闻人之谤笑,心便退屈而不欲学舞矣。”提出习舞要尽量让学生专心,免受外界的干扰。“吹者、弹者、歌者、舞者,总而计之得数十人,宜效南方结为诗社。先使诵诗、读书,而兼学乐、习舞。”[2]提出要有数十人的习舞群体,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既要教给吹弹唱舞等表演技能,更要博学诗文,强调综合素质的提高。可以看出,朱载堉对乐舞教育的对象与方法的思考,与现代素质教育的理念是基本吻合的。
    3、历史主义的古今乐舞关系论
    在中国音乐美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未曾中断过对古今乐舞价值评价及相互关系的争论。在朱载堉所生活的明末时代,乐坛一方面有崇雅斥郑、是古非今、反对新兴俗乐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明中叶以后的文坛主情思潮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导致乐舞界对郑声产生了全然不同的态度,如袁宏道真情地肯定郑声,冯梦龙收集山歌,广传于世,号召“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旗帜鲜明地向雅乐挑战[4]。而朱载堉在“舞学”理论中,既不拘于前论,也不苟同于时俗之见,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首先,朱载堉充分认识到乐舞在表演形式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他认为:“无古不成今,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今乐是古代的发展结果,通过今乐,不仅可以理解、认识古乐,而且也可以表现古乐。在《乐学新说》中,他还说过“借今乐明古乐不亦可乎”。他除了言论上提倡恢复古乐舞外,还在艺术实践中创作了一系列的“拟古舞谱”,这些编制的舞谱,均属于祭祀、典礼的古代雅乐舞范畴,沿用周、汉时代的舞名。朱载堉在乐舞上好古、崇古的目的是使风俗淳厚:“以复古人之意也哉”。
    其次,朱载堉认为,古乐需要继承,而民间音乐的艺术价值也不可忽视,如何借用民间乐曲的精神,为丧失活力的古乐恢复青春?他在“舞学”中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元古今之异而音岂有古今之异哉?用古之词章,配今之腔调,使人易晓,而悟乐之理如此其妙也。”(《乐律全书·灵星小舞谱》)朱载堉看到了雅乐因缺乏生命力而衰败,力图应用民间俗乐作为营养,使古代雅乐复活,而“用古之词章,配今之腔调”这种形式一方面有助于古代雅乐在新的社会、新的时代得到再生,另一方面也为今乐与古乐舞的交流建立了平台,拓展了今乐发展的空间。
    朱载堉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有机而灵动的古今乐舞关系论,他还在音乐创作中以艺术行为践履了自己的信念。古来许多艺术家往往重文献而轻实践,”汉代的刘歆、宋代的陈旸、蔡元定都算得是大学问家,明代的李文察也算不得无识之辈,可惜他们的眼光局限于文献而不注意涉及音乐实践的理论家”[3]235而在朱载堉的学术生涯中,实践始终是其理论的源泉,实践不但为他理论发明提供感性知识的积累,也为他理论创造的表述焕发科学的灵感。
    朱载堉继承古乐发展今乐的实践,体现在其《灵星小舞谱》音乐的创作上。《灵星小舞谱》所合歌声均以明代流行的民间乐调,填以古诗、古辞,与古代雅乐乐调风格完全不同。“立我丞民”用的是“豆叶黄”腔调, “思文后稷”用的是“金字经”,“古南风歌”用的是“鼓孤桐”,“古秋风辞”用的是“青天歌”。据李石根的研究,以上四首歌曲所用乐调,都是通畅流利的民间音乐,七声新音阶;其乐谱谱式,均是脱胎于唐、宋俗字谱的早期工尺谱[5]。这就是朱载堉“用古之词章,配以今之腔调”的创作实践。而且在四首配曲的“古之词章”之后,每一次都单独地列出了该民间腔调的“鼓版节奏谱”:豆叶黄三十二拍鼓版节奏谱,金字经二十四拍鼓版节奏谱,青天歌五十四拍鼓版节奏谱。为迄今已达四百余年之久的民间乐曲留下了这四篇精确记谱,是音乐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1]235。乐队编制吸收了民间的器乐,灵星小舞所用的乐器,己非古代所用的土鼓、苇籥之类,而只有钟一口,鼓一面,和革兆鼓一柄,拍板一串,双管一支,单骨一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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