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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隐喻对程式化舞蹈动作的催化 “舞蹈是以人体本身为物质材料，以经过提炼、组织、美化了的人体动作——舞蹈动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着重表现语言文字或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所难以表现的人们内在的深层的精神世界——细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鲜明的性格以及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中的人的情感意蕴，创造出可被人具体感知的生动的舞蹈形象，以表达舞蹈作者和舞者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反映生活的审美属性”。[2]本文认为，“视觉隐喻”作为舞蹈创作之于身体表达的修辞策略可以描述为以下操作过程：即构建一个“动作—形象—表达指向”三位一体的隐喻系统，即作为喻体的身体动作对应作为喻本的舞蹈形象，二者共同指向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等精神指向，其中的关键一环是用动作来隐喻形象，这一个过程不是用动作去做简单的模仿和再现，而是要寻找身体动作在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形式特性与所要塑造的舞蹈形象之间的相似性，一旦隐喻完成，观众自然会通过视觉的移情机制和完形机制完成对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和情感世界的对应乃至共鸣。 作为喻体的身体动作隐喻作为喻本的舞蹈形象，二者共同指向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其中的关键一环是用动作来隐喻形象，这一过程不是传统舞蹈创作中简单地理解为用动作去模仿和再现舞蹈形象，比如用动作去模仿一个动物或植物，配以一定的服饰来强化舞蹈形象等简单过程。所谓身体动作对舞蹈形象的隐喻，是要寻找选用的身体动作在动势产生后与舞蹈形象之间的内在性联系的特征。由福金创作、巴甫洛娃表演的舞蹈《天鹅之死》，其主体动作——脚下足尖的碎步移动(芭蕾术语Suivi)，“Suivi”动作本身和天鹅形象没有外形特征上的共同性，但“Suivi”动作的动势所产生的连绵不绝、如泣如诉的视觉感受正好对应了“天鹅”即将走到生命尽头那种依依不舍、无奈彷徨的心境，此时动作和形象之间产生某种视觉联想，让观众陶醉在白天鹅悲悯的人生境遇中。《天鹅之死》的舞蹈动作极其简单，但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视觉审美效果，一个经典作品的形成与其在动作选择上的隐喻性特点密不可分。与《天鹅之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中国当代经典舞蹈《雀之灵》使用的也是同样的“视觉隐喻”之法，杨丽萍的《雀之灵》有别于传统的傣族舞蹈之处，就在于巧妙地运用了动作模仿和动作隐喻相结合的手法，如果仅仅是用手模仿雀头、用臂模拟翅膀，此舞蹈便不值得称道，杨丽萍巧妙地寻找到身体动作变化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动势与孔雀之“灵性”之间的内在相同属性，用非均匀式的动作变化不断打断观众视觉观赏的连贯性，从而使其独有的身体造型和动作形态成为视觉显著点，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效果，这可能就是“雀之灵”之“灵”的意象指向。无独有偶，田露编创的女子独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同样触摸到了动作“视觉隐喻”的灵感。编导在舞蹈中使用了塔吉克女子舞蹈惯用的技巧“转”，与传统舞蹈使用“转”的手法不同之处在于编导没有把“转”当成新疆地区女子舞蹈渲染情绪和展示技巧的一种单一手段，而是关注到了不停地“转”和不同姿态、不同平面里的“转”与所要塑造的“花”之间的对应关系，“转”连带着大幅摆裙隐喻出了类似于花的形象，在观众视觉经验的共同作用下，舞蹈从形式到内容达成了完美的统一。通过上述两个舞蹈运用身体动作进行视觉隐喻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动作和形象之间的视觉隐喻形成，观众自然会通过视觉的移情机制和格式塔完形机制完成对编导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和情感世界的对应。 可见，以“视觉隐喻”的舞蹈身体动作表达模式做“感性移情”，去表达和演绎那些抽象的、宏观的和超越的命题，实际上在舞蹈审美上缩短了思考的时间，降低了理解的难度。“视觉隐喻”手法也应合了“格式塔”心理学提及的“异形同构”理论应用于舞蹈利用身体表达之于视觉审美的“节约性”思维特征。舞蹈要表达复杂的人类情感或者是深刻的文化意蕴，关键要选取与编导所欲表达的舞蹈形象所具有“内在同构”特征的身体动作，并通过视觉隐喻的方式加以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