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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参与者，也是一位卓越的戏剧教育家。在由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与湖北省潜江市文联共同举办的2017年全国戏剧文化研讨会暨曹禺戏剧文化主题论坛上，笔者用“四圣”来概括曹禺，即：思想圣哲、文化圣贤、戏剧圣手、艺术圣师。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来潜江就是来朝圣的。通过举办主题论坛，致敬曹禺，期望与曹禺做一次更深切的灵魂沟通，进而从他那里汲取更多的文化滋养，以便更好地进行未来的戏剧创作。 说起与曹禺的接触与渊源，笔者可谓从中受益良多。当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时，曹禺就是中戏的名誉院长。在校期间，最爱不释手、也是读得最多的作品，即是《曹禺剧作选》；从中戏毕业后，笔者回空政话剧团工作，参与写的第一部话剧是《火热的心》。曹禺应邀到场看戏，上台接见主创和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并向大家三鞠躬，之后又写了评论文章在报刊发表。这部戏后来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后更名为曹禺戏剧文学奖）。从那时起，笔者觉得与曹禺距离很近，但有时又觉得与他距离很远，因为他所创立的戏剧高峰是那样高不可及。 对于曹禺的创作，曾有人认为其多部佳作是从外国名剧里套来的。其实学习、借鉴十分正常，关键看创作者借鉴得是不是巧妙、是不是艺术。人类的优秀文化艺术本来就具有共通性。曹禺是举世公认的国内大师级剧作家，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多少年来盛演不衰便是证明，以后诸多借鉴其作品并成为佳作的事实也是证明。他在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实际是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和根本法则，诸如“三一律”“我喜欢写人……我感觉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他把人说清楚了”等等，不都是戏剧创作的真理吗？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也深有体会。不管是创作舞台剧还是影视剧，几乎每写一部戏，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选材？怎么切入？怎么结构故事？怎么刻画人物？怎么营造情境？怎么揭示主题？是采用锁闭式、开放式，还是人像展览式？等等。马上就会想到曹禺的剧作。自己感觉在创作上一直都离不开曹禺，他的影响和滋养一直都在身上、心上以至渗透到骨髓里。单说最近两三年内，笔者创作了四部戏—— “钟鼓楼”话剧三部曲（《曲韵钟鼓楼》《铸钟记》《鼓楼情》），加上一部皮影人偶舞台剧《卖火柴的小女孩》。可以说，每部戏都从曹禺剧作上汲取养分。 第一部《曲韵钟鼓楼》，写北京钟鼓楼下四合院中一个鼓曲世家的故事。在这个家庭中，在三代人中间，因传统遭遇流行而发生剧烈碰撞，期间又穿插写到女儿实际是养女、女婿实际是亲儿等关节转换，更在唱鼓曲与唱通俗、离婚与再婚、出国与回国等故事情节中发生复杂的情感交织甚至心灵震颤。将戏完全放置在一个家庭和复杂的情感关系中展现，毋庸置疑是受了《雷雨》一剧的直接影响。 第二部《铸钟记》，写的是明代铸永乐大钟的故事。重点描写铸钟师傅的女儿为了拯救父亲和工匠们的生命，纵身跳进熔炉，以自己的血肉精气化开石精，保证了大钟铸成。本剧赞颂了古已有之的工匠精神、忠孝节义和献身精神，同时对有史以来的妇女命运做了反思和诘问。在这部戏的创作中，采用的是类似《日出》的开放式结构，同时借鉴了曹禺的《胆剑篇》《王昭君》等历史剧的创作方法。 第三部《鼓楼情》，重点表现的是一个爱鼓楼如命、近乎有悖人情的“鼓楼怪人”与其子在对待鼓手、“鼓王”职业上的矛盾，同时把鼓文化和时间文化概念融入，更在面对城市改造、房屋拆迁的不同观念和态度上使矛盾激化，表现新老北京人的悠悠情怀和浓浓乡愁。在这部戏中，不仅直接借鉴了《北京人》的某些表现手法，其中还借鉴了《原野》中的森林鼓声，通过一个出国维和部队的退役军人将非洲鼓引入戏里，既加强了戏剧性，也扩展了鼓文化的内涵。这部戏的剧本刚刚发表，目前正在筹排之中。 另一部《卖火柴的小女孩》，改编自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同名著作，并由笔者连编带导。在这部戏的创作中，笔者同样受了曹禺剧作的诸多启示。如何将这样一部时间和地域都很遥远的作品与中国的现实拉近，同时找到恰当的表述方式？曹禺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奥尼尔的《琼斯皇》等剧衍化成《雷雨》《原野》的创作给予笔者灵感。于是，从一个中国妈妈对娇生惯养的孩子讲故事入手，将讲述小女孩的故事与舞台表演、皮影和大屏幕三者呼应，而小女孩划着火柴后出现的幻觉画面全部用皮影和大屏幕表现，取得了转换自如、有机过渡的演出效果。 总之，像这种在艺术上的潜移默化，随时随地随处都有。在与同行朋友的交流中，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反映，由此亦可见曹禺的影响之巨、之深。而他对戏剧创作者的影响，也绝不仅仅是戏剧技法的转化，更重要的是戏剧精神的传承和戏剧规律的延展。因此，笔者想说：曹禺说不尽，永泽戏剧人。我们后辈会在曹禺的感召引领下继续努力追赶、精进。也许我们永远追不上他，但不会停下登攀的脚步，我们当会不懈前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