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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谈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学界的研究情况。您个人开展了哪些相关研究？ 向勇：文化产业研究领域分为两大类：一类源自于人文学科，如美学、哲学、中文、传播学等；另一类源自于社会科学，如经济、管理、社会学等。这两类一个偏重文化性，一个偏重产业性。它们从不同角度对商品进行描述。 “文化产业”一词在4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本身是带有批判色彩的词汇，当时称为“文化工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一批法国学者将文化产业变成了描述未来新兴产业的词汇。90年代，文化产业到中国变成了中性词。2003年开始，文化产业成为中国政府主抓的产业。 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经历了三次学术转型，第一次转型（80-90年代）从否定的、批判的哲学词汇变成了中性的产业命题；第二次转型（90年代-2010年）各个学科做切片式、碎片式、盲人摸象式的研究，只能从一角窥探文化产业的去向；第三次转型（2010年至今）从切片式研究变为整合式研究，从碎片性研究变为系统性研究，从传统学科滋养的命题变为文化产业本身特有的学术命题。例如我曾提出的创意管理、创意领导力、符号经济学，包括价值评估、故事驱动、协商价值等，这些我认为都是文化产业特有的命题。 9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第一代学者。第一代学者是从传统学科转型到文化产业的学者，他们把学术命题转变成了产业命题，甚至和政府的产业结构转型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结合在了一起。第二代学者则推动了之前提到的几次学术转型。我算是“一代半”的学者。我们这种1.5代，优势在于不需要再做观念的转变、概念的普及。但随着政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科学有效、越来越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学术界能否跟得上政府的决策，是我们所面临的新挑战。有些学者的观念还跟不上政府两年前出台的政策，甚至个别还停留在十年前的老观念。 在《文化的流向》一书中，我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学”的概念，梳理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脉络。我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出现在第三次文化产业学术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将对世界文化产业学术界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从40年代的美国到70年代的欧洲，再到现在的中国式创新，第三代学者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把文化产业的学术共同体再往前推进一步。让文化产业学术界内部能够共同接受一些只属于文化产业特属的学术命题、学术范式。同时，文化产业的学术范式具有高度的阐释能力和强大的对话能力，可以阐释文化产业的各种现象，能够与文化产业以外的其他学科相互交流。这个阶段可能需要花费20-30年时间去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