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较为客观的书法评价 王安石的书法也常被政敌拿来说事，用来影射他政治上的一些躁急措施。若逆向思维，不妨做如是理解：凡光彩照人的一面都被尽可能涂黑、遮掩，正如所有政绩都被攻击为罪行一样，作为书法家的一面也被无情地贬斥、丑化了。《九九销夏录》有一则“字如其人”的评述： 《黄文献公集》云：“温公《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乌呼!此所以为司马温公也。蔡绦《铁围山丛谈》云：“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王丞相介甫为提举。《周礼新义》亲为笔削，政和中，吾得见之，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乌呼!此所以为王荆公也。[11]130 司马温公“作字方整”，王介甫“笔迹如斜风细雨”，“方整”即言规整，而“斜风细雨”不好理解，但“斜”、“细”云云，不外是讥讽其不够端庄、规整。 朱熹《题荆公帖》云：“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12]朱熹生活的年代，世上便少有王安石真迹流传，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没有流传的价值，正如内山精也所论，更多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消除影响的极致是扫除一切痕迹。“临写本”虽非真迹，但王安石书法的风貌尚可感知，此外，从王安石同时代人的评议中也可约略感知一二。 苏轼以之喻蔡君谟、杨风子，并感觉有佛经《法华经》的意趣：“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13]2179而黄庭坚在《跋王介甫帖》中则以为王安石书法超过苏轼：“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螂蛆甘带，鸱鸦嗜鼠，端不虚语。”秦观在《论书帖》中虽评价不高，但却指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惟王荆公书有故人气，而不甚端遒。”[14]554难以理解何为“故人气”，是否是指缺少时代气息?若然，则仍是指责王安石不能与时人为伍，而“不甚端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人性、品德方面的喻指。张邦基《墨庄漫录》对王安石的书法做了较为专业的评点：“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15]34所云“横风疾雨”与“斜风细雨”是何等关系?盖当时品评荆公书法类如此。这里的“天然如此”与苏轼的“无法之法”是一个意思。无论黄庭坚的奖誉，还是秦观的以人论书，总之还都在正常的学术评议范围，稍后则不免给人以政治攻击的感觉。 三、“忙”不能成为王安石书法的特点 关于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史上最常见的评议是一个“忙”字。杨慎《升庵外集》云：“王安石字本无所解，评者谓其作字似忙，世间那得许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谓荆公字法出于杨虚白。又谓金陵定林寺有荆公书数百字，惜未见赏音者。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16]后世对王安石书法的观点，多本于杨慎的这段评述。 如梁章巨《退庵随笔》卷二十二《学字》：“(朱子)《又跋韩魏公与欧阳公书》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余作书多潦草，读此辄如芒刺背。”如赵宧光《寒山帚谈》卷上：“书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书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许忙。嗟乎，可怜!忙忙作字岂惟字丑，人品亦从此分矣，可不勉乎!” “世间那得许多忙事”、“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不知此公有如许忙”云云，用语如出一辙。“忙”起于心而显现于行为，神乱进而手忙脚乱。心之忙，则浮，急切而生乱；身之忙，则躁，失之稳重；而书之忙，则草，不免“字丑”。将性情之“忙”与书法之“潦草”相联系，并以之评说：人如此，书如此，事如此。叶梦得《石林燕语》的记载便使人感觉极尽丑化、诋毁王安石：“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17]57-58 主管签名表明态度，类今之圈阅。按《石林燕语》所记，宋时习惯有签全名者，也有像王安石一样只签一个字者。但由于王安石“性急”，往往将“石”字写成“歹”字，成为下属嘲讽的笑柄。当然这条记载无非有意丑化，未必当真。但是，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恐亦应有性格和书写习惯的关联。为使诋毁具有说服力，一般要选择能代表其人特征的习惯或故事而加以强调，但我们也可从侧面感知王安石对待书写的认真态度，虽或因性急而出现差误，但是很在意这些差误，并尽力完善改过。 邵博记载“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18]218，此记当专指书法用纸，而未必公文用纸。据此则王安石在书写时能感觉纸笔等书写工具的细微差别。按现代理论，专业人士对待工具的挑剔，实际是心、手的感觉过分敏感所致，预示其书法已臻成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不是像邵博所嘲讽的性格执骜，摆谱浪费。袁文《甕牖闲评》卷六对此颇不以为然：“《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平生用一种小竹纸，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数幅，却是小竹纸。然在他处见者不一，往往中上纸杂用，初不曾少有拣择。荆公文词藻丽，学术该明，为世所重。故虽细事，人未尝不记录之，至于用纸亦然。虽未详审，亦可见其爱之之笃也。”可见王安石书写时并不刻意挑剔用具，而是随意择取。还是一个“忙”字。 针对杨用修关于王安石书法的言论，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其逐条进行了批驳：“荆公一生以学术经济自命，虽善书亦不欲以此见长。予尝阅其全书，无一字稍及于前人书法，即自谓学王漾书亦只见之山谷纪载耳。山谷亲见荆公书，而以杨少师拟之，用修生数百年后，固未尝见其书者，何得而遽断之曰荆公于字本无所解?又曰当时无一人赏音而山谷独道之，夫米元章、张邦基，非与荆公同时者乎?朱晦庵、张南轩，非皆亲见荆公遗墨而称道其善书者乎?用修非醉非梦非病狂，曷为于诸贤所评皆不录，而曰无一人赏音，即南轩称王丞相书佳处甚详，用修亦舍去勿录，而独记作字甚忙一语，何也?”[19]362 蔡上翔不解，从未见过王安石真迹的人，怎么能遽下断论?王安石的为人，可从不妄言评判他人约略感知②，基于这点，杨用修似尚不及荆公。杨慎所言：“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蔡上翔之考略，对内山精也的灵感多有启迪，他认为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这种特殊偏爱，甚至胜过了苏轼的书法。如《跋王介甫帖》言：“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据内山统计，黄庭坚文集中有关于王安石书法的文字共6篇：《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跋王介甫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题王荆公书后》(《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六》)；《题绛本法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八》)；《论书》(《黄庭坚全集》外集卷二十四)；《与俞清老书二首》(《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十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