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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对黄庭坚关于王安石书法的6篇文字的关注仍来源于蔡上翔的考略，蔡尝罗列王安石同时代人或曾经目睹过其真迹者的记载，以支持自己的见解，其中黄庭坚的几篇文字成为重要的论点支撑： 黄鲁直《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曰：熙宁中，金陵丹阳之间，有盗发冢，得隐起砖于冢中。识者买得之，读其书，盖山中宰相陶隐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尝诵之，因书于金陵天庆观斋房壁间，黄冠遂以入石。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此固多闻广见者所欲得也。 又《题王荆公书后》曰：王荆公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虚白自书诗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少师大字壁后云：“枯衫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 又云：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 又云：不着绳尺，而有魏晋风气。 又题法帖王濛书云：王荆公尝言学濛书。 黄庭坚总结了王安石书法的几个特点：一则“奇古”，二则不循法度，字里行间透露出是荆公书法的赏音者。李之仪(1048—1128)《姑溪题跋》卷一有三则关涉黄庭坚与王安石书法关系的议论： 《跋苏黄陈书》：“鲁直晚喜荆公行笔，其得意处往往不能真赝。” 《跋山谷书摩诘诗》：“鲁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为胜。盖尝自赞以谓得王荆公笔法，自是行笔既尔，故自为成特之语。至荆公飘逸纵横，略无凝滞，脱去前人一律而讫能传世，恐鲁直未易也。” 《跋荆国公书》：“鲁直尝谓，学颜鲁公者，务其行笔持重，开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独荆公书得其骨，君谟书得其肉。君谟喜书多学，意尝规摹，而荆公则固未尝学也。然其运笔如插两翼，凌轹于霜空鵰鶚之后。” 黄庭坚摹拟王安石书法，达到乱真的程度；自谓得之于王安石；王安石得颜真卿真谛，但却以无意得之，其天分如此，从李之仪的评议中可以领会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赞赏态度。 蔡上翔引用张敬夫的观点似也可成为黄庭坚观点的注脚：“王丞相书初若不经意，细观其间，乃有晋宋间人用笔佳处。”“余喜藏王丞相字画，丞相于天下事，多凿以己意，顾于字画独能行其所无事。晚年所书，尤觉精到”。“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破履，行乎高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看似率意，实则高人一等，因其行事的有主见，故其书法也显露出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无法模拟的。 朱熹在认可张敬夫关于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的言论后，发起了议论：“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预，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虽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惊焉。”该议论仍未脱“书如其人”的窠臼，荆公的德性与其书法难道真如所言“躁扰急迫”吗?在《题荆公帖》(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中，朱熹不免感咽再三：“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雒，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今观此书，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又言“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先君子”的酷爱与所言之“躁扰急迫”似乎难以理解，还是蔡上翔的考略言辞来得痛快： 新安尝言先君子好学荆公书，至于再，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是其因论书宜甚爱荆公矣。及观于《跋韩魏公帖》，窃又怪其不可解。有数端焉：张敬夫言载于荆公书董史书录者，曰能行其所无事；又曰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写，与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评书工拙，未有及于忙与暇者，即使斯言果出于敬夫之口，则亦为不知书甚矣。乃新安既以敬夫为戏言，而又以躁扰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实，不知向言先君子学荆公书为何等书?抑将并学其太忙而不免同入于躁扰急迫乎?且又推及有关于人之德性，而己即因以自警，其与向时恨先君不及见，又何如其戾耶?夫写字太忙，本非可以论书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以荆公书昔时见赏于人者一概抹杀，惟以敬夫此一言为诮，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书法能否为轻重，尤不必以书法较能否，乃新安因跋魏公书，而及于荆公之躁扰急迫；用修因不直山谷论范文正公书，而及于荆公之本不解书，是皆不可以已乎? 蔡上翔的考略起码说明了一个道理：书法不能以“忙闲”来评判，基于此，关涉王安石书法“忙”的评价似难以成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