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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记忆官能 “在人类智慧的生命中，我把人文学科看成记忆官能——对人类文化的记忆的官能”。[12]当代艺术史学的泰斗人物贡布里希（E. H. Gombrich，1909—）曾这样写道。这句看似谦逊平和其实深刻睿智的规定提示了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属性：人文学科致力于捍卫传统的内在生机，并借此为我们当下的文化提供多维的、实质性的深度和广度。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所有的往事都被抹去的世界里。失去记忆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可以回想一下“文革”时期的中国）。音乐是人类记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音乐学在这一意义上应该是人类音乐记忆的守护神。严格地说，我们知道的所有音乐都是流淌在时间长河中的，只是时间距离长短有别。音乐在历史中展开，历史负载着音乐的生命。探索与思考音乐的历史，意味着让过去的音乐获得再生，使过去的人的灵魂得以重现。回到过去，并不是扭转时间，“并不让时间中止，而是进入了一个时间已经自动停息的领域，并且努力使时间重新运转。”[13]通过历史，现在与过去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音乐的传统才能给现今的文化提供支持。 “历史以及艺术史存在的一个令人高兴的副产品就是，过去不会被忘记。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我不能证明它。你也许会说，过去应该被忘记，因为其中有如此之多的恐怖。我不会反对你这样说，可是，如果时间之维被删掉了，你就少了一个维度。如果没有时间维度我们就不能发问……”[14]其实又何止不能发问！离开过去，离开传统，我们不仅不能从事创造，甚至连基本的日常行为也将陷入混乱。人文世界，包括音乐世界，其内在的生命由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滋养着，因此才丰厚殷实。那些试图劝说我们抛开过去，着眼于现在或未来的人实际是短视的。他们不知道为了把握现在，我们就必须超越现在。因此，当我们关注往昔，并力图理解过去的音乐时，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歉意或心怀不安。 六 理解：受控的想象 对过去的记忆并不等于对过去的记录。因此，仅仅被动地记录过去并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人的文化记忆绝不是机械的照相复制，而是一个主动选择、消化与吸收的过程。通过这一复杂过程最终达到的是，过去文化的遗留物被今人所理解，从而成为今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理解”在人文学科研究中是一个中心概念。自狄尔泰从哲学上肯定了“理解”在“精神科学”中的决定**作用以来，“理解”已成为人文学术中的一个标准术语。“理解意味着了解和解释两个方面。前一方面是‘知’，是对未知领域的开掘和对新事实的新发现；后一方面则为‘解’，标志着对数据、事实和材料的理**剖析和富于想象的整合。”[15] 理解的前提是，存在着某种（或某些）不同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精神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所以需要理解是因为我们必须与他人打交道，并与他人共处。正确地领会他人的言谈、表情和行为，这是每一个****必须具备的能力（虽然我们会发生错误）。学术意义上的理解与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学术中的理解更加精微，也更加困难。在音乐学术中，我们面对的对象——作品、作家、音乐观念、乐谱、乐器等等——不仅是他人创造的，而且很可能创造于不同于我们当下环境的另一社会和文化氛围。在这里，我们所要追问的问题变成了，我们为何理解？理解什么？怎样理解？ 笔者猜想，人类对自己的文化或他人的文化寻求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希图扩大和丰富自我。如果将人的成长看成是一个不断抛弃自我中心的过程，人文学术正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眼下的小我和身边的小世界。通过人文学术，人的心胸得以开阔，人的眼界得以开拓。还有什么课题比丰富精神和充实内心更为重要的呢？！为此，我们重申，理解本身即是报偿，理解本身即是目的。 理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既然日常生活中的理解都会发生错误，那么对音乐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理解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我们强调，理解不仅是一个本能、情感的过程，更是一个认知、理智和想象和过程。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过去音乐的时代、背景和惯例，而且还必须询问这些音乐对于我们今人的意义及价值。因此，理解不仅指对音乐现象外部过程的把握，而且更意味着对音乐意义、价值的领会和对人的心灵的渗透。 这后一层意义上的理解最突出地体现了人文学科中理解的特点：由于理解的对象是人的精神产品，理解的过程就必须介入我们自己的精神想象。这种“想象性的介入”（imaginative participate），或称“想象性的移情”（imaginative sympathy），是一种根据已知线索和材料将自己投射到另一精神世界中的能力。它要求学者们努力将异己的文化成果吸收进来，并在自己的心灵中引发共振。为此，纯粹的客观知识及精确的逻辑解释并不完全是人文学科的努力方向。人文学者应该而且能够缩小主观猜测范围，用确凿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想象。但在人文学科中消除主观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绝无可能。正是这种受控制的主观性使理解成为多元的，而不是唯一的。关于过去的音乐现象的理解永远不会终结，而且永远不会有最终的定论。每一代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和情境向过去提出新的问题，从而获得对过去的新的理解。[16]浪漫主义时代对巴赫的重新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勒作为一位大作曲家的声誉鹊起，这仅仅是音乐史中过去由于后人的理解而获得全新意义的最典型的一些例证。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文学科研究的伟大成就是不会过时的。美国杰出的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格名著《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17]虽然在某些细节知识上，在今天看来已不可*（如对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误解、对马勒的忽视等等），但我们可能宁愿阅读这本出版于50余年前的旧著，而不喜欢阅读当代某个音乐史家关于这一领域的新作。其原因在于，朗达到的理解回响着他个人的心灵谐音，因而这种理解是不可代替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