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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政治特性 把审美从凌空蹈虚的象牙塔之梦中回归到现实生活，这对克服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的积弊是必须的。但是，审美与现实的关系毕竟没这么简单，我们又应注意到，现实的强大感召力往往使反叛精神驶离艺术轨道。为了更全面地审视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下面我以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现象为案例，分析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政治特性(13)。 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都有着浓厚的政治唯美主义倾向。从“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等口号中就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思想纯洁化运动，为了让世界变成纯洁无瑕的人间天堂，为了把人变成纯而又纯的高尚完美的人，就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将那些被认为不够纯洁的思想观念统统清除。文德尔班认为，这是启蒙运动弱点的集中体现。“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tabula 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立完整的社会。”(14)为了在白板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惜以超常的方式把人甚至把整个世界变成一块白板，这不正是思想纯洁化运动的用意所在？这种政治唯美主义倾向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对西方启蒙思想资源的引进。众所周知，“五四”这代人对法国启蒙思想可谓情有独钟，但他们对法国启蒙思想资源的选择性引进更值得我们深思。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卢梭，但“五四”知识分子不推崇伏尔泰而把卢梭奉为偶像(15)。我觉得这与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伏尔泰崇尚历史理性，强调最大程度地关怀个体价值，卢梭信仰价值理性，力主“公意”克服“私意”，“有道德的整体生命”代替“孤立的自然生命”(16)。卢梭启蒙思想中对个性进行道德洗礼的准宗教救赎情怀在“大跃进”诗歌和“文革”文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大跃进”时期，写诗风气之盛超乎我们的想象，当时各地都制定了几年内出几个李白几个杜甫几个郭沫若的计划，就像大炼钢铁一样，几乎全民都在炼诗，整个中国差不多成了一个诗坛，诸如夫妻赛诗台、父子赛诗台、田头赛诗会之类诗歌活动随处可见。以往人们习惯于把这种文艺“大跃进”现象归之为政治狂热。但文艺“大跃进”毕竟与生产“大跃进”不是一回事，仅对其作政治谱系学研究，我觉得是不够的。文艺“大跃进”当然与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影响深远的倚重文学解决社会问题这一传统有关，但是，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底层民众为什么骤然间就焕发出那么浓烈的诗情？像炼钢炼铁一样执著地“炼诗”的工人诗人和农民诗人们，至少对诗歌还怀有某种挚诚的幻想和敬重。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17)中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概念。他认为，“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主要靠文字、教育，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一般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而“小传统”是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通过口传的生活实践在农村中传衍，反映的是村庄和农民的利益、需求和感受。“大传统”所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不易被农民所接受。1949年全国统一后，国家要把散乱的农村整合起来，使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以行政手段强行向农民灌输进步的、文明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的观念意识，效果未必好。新民歌运动、文艺“大跃进”乃至革命样板戏，是否包含着驯服农民的某种策略考虑？依据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观点，士阶层和农民阶层可视之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代表，但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和农民又常常是相互流转的，“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二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18)。在对诸葛亮这种政治明星从躬耕于陇亩到位极臣相的发迹神话的口口相传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老百姓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向往。中国现代社会中代表“大传统”的精英阶层与代表“小传统”的农民阶层更是有着独特的密切关系。在革命洪流中迅速成长起来的进城农民，代替了传统的士成为民族国家精英地位的“大传统”体现者，这不仅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野不可能泾渭分明，而且两者在某种机缘触发下互动互渗相互协调的可能性要大大加强。由于中国社会的农民自古以来在耕读传家的理想激励下对文学有着一份独有的虔敬，文艺“大跃进”恰好在特定时代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奇特融合提供了机缘。如果说，底层民众由于服膺于政治等级秩序而对赶英超美大炼钢铁这种强制推行的国家意识形态作出回应还多少有着完成政治任务的被动和无奈的话，那么，将一个灾难性的决策演绎为民众的狂欢节，却是“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的审美乌托邦奇迹般地让原本对笔墨纸砚敬而远之的体力劳动者充分发掘各自的生存逻辑和生活智慧使出浑身解数，努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诗人。当然，文化的转变与变迁必须有社会经济基础结构的配合，文化是很难经得起突然的革命的，文艺“大跃进”以触目的事实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尖锐地揭示出来，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文化的改变不是政治强力就能使其就范的，文化变迁自有其内在的理路。 从审美主义的角度看，“文革文学”的美学追求饶有意味。就拿样板戏来说，不管对样板戏有多少成见，要了解那个时代独特的审美风尚，非样板戏莫属！无论是其中的唱腔、形象设计、灯光、服饰和正反人物的强烈对比效果，还是其中的现代灯光、现代交响乐、现代舞蹈形式和更具现代感的旋转舞台，至少让我们感受到古老京剧的现代韵味。《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样板戏首先在视觉上给人美轮美奂的强烈冲击，其中的服饰、唱腔、灯光、人物语言等都是光彩夺目的。与产生样板戏的那个血雨腥风的非常时代相比照，这种美艳照人的视觉印象呈现出的唯美倾向令人惊奇。 这样的唯美倾向，也典型地体现在素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19)之称中所谓的“一个作家”浩然的小说创作中。浩然的两部最负盛名的小说是《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如果暂且撇开其政治寓意，“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两个光彩夺目的意象，真可谓是这种唯美倾向的典型表征。《艳阳天》中那个叫东山坞的农业社中，以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为代表的落后势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为代表的进步势力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派展开你死我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与周立波《暴风骤雨》中随处可见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血腥场面相比，通篇洋溢着“艳阳天”式的暖色调的《艳阳天》有着更多诗意化的抒情笔墨。“北方的乡村最美，每个季节、每个月份交替着它那美的姿态，就在这日夜之间也是变幻无穷的。在甘于辛劳的人看来，夜色是美中之美，也只有他们对这种美才能够享受的最多最久。”(20)对《艳阳天》这部旨在表现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的作品来说，这样清新纯美的描写，很是赏心悦目。而且，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较为严酷的创作环境，写到情感问题动辄被扣以“小资产阶级情调”这顶可怕帽子，《艳阳天》的情爱描写亦有别样的纯美。表面上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萧长春不近女色，面对东山坞最有姿色的少妇孙桂英的调情，他不仅不领情，还要把人家作为落后分子进行义正辞严的“教育”，但是，细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萧长春对来自女性的示爱相当敏感，他的性感受能力相当细腻，只要“心里不装着社会主义”的孙桂英略有轻佻表示，“萧长春立刻就把这个女人的心思看穿了”。而且，与马之悦对马凤兰的肉欲迷恋(马之悦甚至毫不掩饰地说“爱的就是这身膘”)相比，一片痴情的孙桂英对萧长春热烈而大胆的爱恋没有丝毫的功利因素，显得相当纯情。 不过，与政治唯美主义纠结在一起，所谓的“纯情”又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放眼大江东去，昂首万里云天”，20世纪60年代的有着太多内容空洞的标语、口号似的诗歌，像“天塌下来地接到，砍掉脑袋碗大疤”、“‘我’字若全忘，刀山火海都敢上”这样的诗句，简直就是一种道德圣战宣言，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对理想对牺牲的豪迈抒写中不乏纯情。套用卡尔·波普的观点——“审美热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约束，受到责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紧迫感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它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容易发展为某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21)这种纯情却可能是危险的热情，纯情少年们“尽管有着创造人间天堂这个最善良的愿望，它只能造成人间地狱——这个地狱只能是人给自己的同胞准备的”(22)。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折腾成了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这当中就有不少怀着创造人间天堂的善良愿望的热血青年。高扬精神、高扬献身，鄙弃物质、鄙弃自我，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以苦为乐、鄙视名利的道德追求，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在总是有着太多激情的年轻人眼中，物质享受的低俗与精神的高尚是天然对立的，与此相对应，精神的力量得到了片面的强调，“学了‘老三篇’，/张思德就在我眼前。/完全彻底为人民，/永做人民的勤务员。/学了‘老三篇’，/白求恩就在我眼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一意无杂念。/学了‘老三篇’，/老愚公就在我眼前，/困难最大只等闲，/敢教日月换新天。”英雄楷模所具有的神话般的精神伟力，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不胜枚举。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审美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精神。 这种建立在否定世俗人生基础上的精神力量显然是可疑的。这不只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局限，也是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局限。随着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全面确立，视物质如粪土、视享受为罪恶的观念可能在崇尚物欲的岁月轮转中很快成为过眼烟云，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些观念，比如，审美是高雅的，审美是纯粹的精神享受等观念还可能要在时过境迁中得到强化。以浪漫的、想象的审美情怀来代替现实变革，对精神解放过于热衷，这在中国审美主义思想中向来很有市场，前面在反思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时，我对其疏离生活这一缺陷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虽然我强调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现代”特质，事实上，作为一种具有久远历史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一缺陷在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中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克服。当然，对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作出简单的判断不是我的目的，只是想尽量展示其复杂性和矛盾性，以期对构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有所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