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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如上这些特性及原则的约束，日常生活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弥平和抑制的力量。特别是在生产和管理日趋机械化、标准化的现代社会，就连休闲旅游也成为一种被旅行社流程和日程操控的活动，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单调化，给人带来的无聊感的心理体验就更加严重。有位美国学者感慨道：“日常生活是下述动态过程的运作背景：使陌生的变成熟悉的、不习惯的变成习惯的、冲突的融合成新生的，以及适应不同的生活等。日常生活记录了这些过程的成功与失败也见证了大多数革命性的创新，究竟是如何融入平凡的生活样貌之中。”[12]这样一种状态是和人类的生存理想相背离的。在这样的时候，来源于生活的艺术有比日常生活更符合人类发展的特性，生活需要艺术来提高。 那么，艺术对生活的提升或救赎是如何实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很多种说法。比如阿多诺主张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的认识，艺术应该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发挥批判的作用。列菲伏尔则认为：日常生活虽然有这些消极之处，但是它仍然内蕴着“他者”因素，应该努力激发这些因素，将日常生活打造成一件艺术品。不论哪种思路，其中都程度不同地包含了对生活的克服、否定乃至于拒绝。然而，毛泽东要求艺术提高生活的途径却与此大相径庭，他要求文艺家要全身心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 在毛泽东看来，艺术之高于生活，不表现在它是超功利的、更加合乎人的自为的类本质，或对日常生活平庸性、抑制性的克服，而在于它“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5]389这六个“更”所代表的“高于生活”不是对生活消极性的克服和否定，而是对生活的集中提炼和典型化。“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5]389为什么毛泽东会忽略日常生活的种种琐碎庸俗，以单方面要求文艺家的态度指出这样一种道路，而没有强调艺术对生活的克服与升华？如果从日常生活哲学的角度看，这是令人困惑的。因此，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来理解毛泽东的文艺命题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在提出这一文艺命题时的一些内在逻辑。概括地说，毛泽东在特定的年代里阐述“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一命题还有其独特的理论前提。 首先，毛泽东所指的生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专指工农兵的日常生活。在《讲话》中，他用“人类的社会生活”来泛指文艺的源泉，而用“人民生活”特指革命文艺的来源，这里的人民也就是指工农兵群众。新中国成立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文艺主潮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简称《三十万言书》）曾经对此做出批评。郭沫若认为，虽然日常生活应该属于生活范畴，但是：“我们认为作家如果不去熟悉、不去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斗争和生活（无论日常的还是非日常），不把他们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当作统一的有机体，来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中，而只注意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是自己的眼光停留在自己的房间里，……所写的也就是作家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这样的作品对于今天的人民有什么价值呢？”[13]这样的理解是与《讲话》的精神相一致的。其次，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生活”是指一种被政治深刻干预了的日常生活。简单地说，它的具体生活内容都被赋予一种革命化、阶级化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他赋予“生活”范畴的特定意义。在世情小说中，从来不乏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描述，但是贩夫走卒、妓女商贾、牙婆买办并不都属于“人民”，引车卖浆、衣食住行、买卖交易也未必是“人民生活”或“社会生活”。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其所以有意义，值得文艺家去投入，乃在于它是革命的、推翻反动者的日常生活。 因此，在这一思想引导下创作的文艺作品大都选择了具有政治革命意义的题材，表现工农兵及革命者的生活，打土豪分田地的日常生活，如《红日》、《林海雪原》、《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创业史》、《红岩》、《红色娘子军》等。任何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细节都必须有其阶级的和革命的色彩，才是有意义的。例如茹志鹃作品《百合花》，在贫穷的北方农村，有了急用借被子本来属于极为寻常的日常交往，但在作者笔下，同样被挖掘出深刻的革命友爱与阶级情谊。在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对爱人的选择深刻地折射出那个年代对于一般日常生活的鄙视，林道静之所以最终离开了余永泽而选择卢嘉川，就是因为前者代表了一种平庸的、单纯的、个人日常生活的理想，而后者则代表着宏大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的日常生活。诗人于坚在一篇叫做《何谓日常生活》的文章中回忆1960年代的生活时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最向往的生活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描写的那种生活，为了将来有一日被敌人捉住的时候不当叛徒，每天在钉满钉子的木板上睡觉。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平心而论，这种革命家的生活确实是人生最有意义的生活之一，但它不是基本的生活，不是普遍的生活，而是特殊的生活。”[14]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弃绝庸俗性、平凡性的生活，是意欲彻底改革旧日常生活基础的生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毛泽东说的‘社会生活’‘人民生活’在根本上都是和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斗争紧密结合着的。文艺是对这种实践斗争的反映，而不是社会生活的抽象‘本质’的反映。文艺能够帮助人民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但又绝不单纯停留在认识上，更重要的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毛泽东除了强调文艺的认识功能外，也十分强调艺术唤起与世界的实践改造相关的情感、意志的功能，充分重视艺术对旧世界的批判功能。但这种批判又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否定’与‘超越’，而是实际地改造客观世界。”[15] 正是因为如上的原因，毛泽东在1942年给文艺指出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5]389 毛泽东对这样一种文学艺术取向的坚信显然是以排斥一般日常生活而独取革命化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推导出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选择，那就是：新的理想日常生活的建立是以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社会革命为基础的，只要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推翻了旧的政权体制，首先建立起新的经济基础，然后就可以建立新式的共产主义的日常生活。因此，革命是第一要义。因此，艺术要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用列宁的话说要甘做革命的螺丝钉。 这与列菲伏尔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的选择又有明显的不同。在列菲伏尔看来，宏观领域内的社会革命是不能解决日常生活领域内的问题的：“革命被曾经认为是对天道和上帝的绝对真理的缺陷的补偿，但它却不能建立新的生活。”[16]即使无产阶级打败了资产阶级，但政权更迭后的日常生活还是会陷入“终极的烦冗”中。特别是在列菲伏尔所生活的欧洲社会，置身于物质丰富的消费社会中，他亲眼目睹工人阶级在富裕之后并未能超越日常生活的种种局限，却陷入商品拜物教中不能自拔。这更使他确信：宏观社会革命是不能解除日常生活困境的。他提出的思路是：“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17]用直接的批判取代间接的批判（即批判理论的批判），直接把日常生活本身建立为一件艺术品。简单说，不把改革日常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政治革命上，而是通过挖掘日常生活自身蕴涵的异质性因素来重建符合人性的日常生活。比如利用日常生活中的节日庆典、狂欢活动等对日常秩序有中断性的因素，使累积在日常生活中的神奇性、创造力、美感爆发出来。在这样的瞬间，日常生活就成了一种充满创造性和诗意化的艺术品。跟毛泽东式的革命解决思路相比，这种思路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回到毛泽东有关文艺与生活关系的命题上来，《讲话》发表在特殊的斗争年代，文艺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在其具体内涵上必定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即对生活范畴的政治化和阶级化，以及对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强调。在当前以建设为中心、创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这一文艺命题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和发展。一方面，文艺的自身独立性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朴实本色的面貌，它的奠基性、基础性、作为艺术之源的丰富多样性，它的庸俗单调的一面都应该得到更为全面的反映。这将解放艺术，也将帮助大众清醒地认识日常生活、提升日常生活，从而在日渐审美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人性的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 [1]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 In Postmodemism: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ed. WookDong Kim[M]. (Seoul: Hanshin, 1991), 261. [2]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M]., trans, Jhon Moore (London:Verso, 1991), 97. [3]Michael E. Gardiner,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M]. (London: Routledge, 2000), 2. [4]［匈］卢卡契.审美特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 [5]陆贵山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89. [6]［英］唐·库比特.生活、生活——一种正在来临的宗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5. [7]［匈］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01. [8]［奥］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84. [9]陈培营.一个脑瘫弃儿和四个亲生子女[N].郑州日报，2005-1-4(15). [10]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 [1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148. [12]［美］Ben Highmore.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M].台北：韦伯文化，2005:2. [13]洪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33. [14]于坚.何谓日常生活[J].散文，2002(2):15. [15]马驰.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6. [16]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32. [17]陈学明.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