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6.   图6 引自：Katharine Park,"The Organic Soul"(《有机的灵魂》)，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ed.Charles Schmitt and Quentin Skinn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66。 由于感官无法获取物质对象实体，所以物质对象以某种感觉形式(sensible forms)(或感觉信息)而直达外在感觉。这些感觉信息在感觉器官上留下印象，并被传送到共通感(所有感觉刺激物的接收器官)中，作为一种感觉的合成物，储存在想象中。幻想则通过划分、重组感觉信息，进一步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制造出幻象(phantasmata,phantasms)，使感觉印象简化为智力可理解的形式。记忆则把“幻象”(phantasms)储存为可理解形式(intelligibilia)，也就是潜在的可供智力处理的形式。到这个阶段，我们仍然在物质性层面进行加工处理。真正的认知出现在灵魂的理性部分(rational soul)中，有赖于能动的智力(agent intellect)，它通过从感官表象中抽象出可供理解的信息，而“阐明”了幻象(phantasmata)，揭示了物质对象的本质。我们便获得了共相，并将其储存在被动的(或消极的)智力(passive intellect)中。思考和推理活动由此得以可能。 根据亚里士多德对认知的说明，音乐与灵魂的本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构相似性。音乐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刺激物，并由灵魂的感觉和理智部分进行加工和储存，这与其它经由感觉获得的数据没有差别。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谁说得对？音乐打动灵魂的力量仅仅是神话吗？我们甚至会自问，音乐及其带给我们的愉悦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灵魂是一系列自发运动的和谐数字，那么愉悦的本质又是什么？ 文艺复兴的作家们常常在所谓的爱情哲学的语境中讨论关于愉悦感与认知的问题，这种爱情哲学在16世纪的意大利成为最盛行的学术话题之一。由此，不妨来看看如何在爱情现象学中运用同样的认知理论。提一提普里奥·德拉·巴拔(Pompeo della Barba)的《柏拉图式十四行诗述评》(Spositione di un sonetto platonico[1548])或许有所助益。在此书第十一章，谈到“逍遥派⑤(Peripatetics)理论对爱情产生原因”的讨论： 爱情的产生，是因为爱的对象如箭一般地穿透我们视觉感官的窗口。它抵达我们的共通感，并被判断为令人愉悦的、可享受的事物，并将其视为可带来极大满足的事物。随后，对象进一步深入我们的大脑，并与想象力相遇。想象力把这个对象的影象视为令人愉悦之物，接纳它并储存它。稍事休息之后，(对象的影象)继续与另一种能力，思考能力(cogitation)相遇，这种(能力)认识到(对象影象)的卓越与美，试图重构它的美，更新它，使之比实际上的样子更美，并将其塑造成某种珍贵之物，附加上所有的优点。由此，那个被爱的对象在评价中显现得比实际更美，情侣们之所以蒙蔽了自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爱慕对象的真实形式，而是爱慕他们自己重构并更新的形式。一旦思考能力赋予(形象)以完美性，便将其传送给第四种能力，记忆力，并在此储存之。由此，理性不再阻止那个美好对象的形象去接近心灵，在这个心灵中存在着对性与情的渴望，它如此全然地拥抱那个(形象)，以至于不再渴望他物。这便是逍遥派理论所描述的爱情在心灵中产生的方式。 在巴拔所简述的心理学理论中，非理性的渴望产生于情侣无法达到最终的理智认识层次，在这关键的理智认识阶段，智力对幻象予以明示。这便是以亚里士多德式理论作为爱情现象学的解释模式的要点。爱的激情(说得更准确些，是“错误”的爱的激情)产生于精神能力的障碍。在这种爱情幻想中，存在某种根本上具有病理性质的活动，以及大脑对渴望对象的不自然的偏爱。这种困扰的具体原因在于评价能力的失误。如巴拔所言，大脑没有关于物质对象本身的知识。关于美的知识只能通过感觉获得，由于感觉形式缺乏物质性，它将继续得到大脑下一区间的加工处理。但是，由于感知所带来的强烈愉悦，大脑可能过高估计物质对象中的美的价值，而幻想(fantasy)(巴拔称之为思考能力)可能开始复制感觉对象的错误精神表象。总之，内在于感觉中的愉悦会削弱精神能力。在此，大脑陷入了对某种巨大的非现实价值的迷狂追求中。如果我们把巴拔的逻辑带入声音领域中，这也成为音乐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从音乐中获得的愉悦，可能会偏离获得抽象知识的路径。由此，我们可能仅仅为音乐的愉悦而着迷，而忽略其认知上的价值。 有人可能会认为，通过恢复同一和差异的圆形和谐运动，音乐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柏拉图式灵魂的理性功能，而亚里士多德关于感知和认知的理论——如文艺复兴爱情哲学对它的理解，则揭示了音乐的危险在于纯感官的刺激。这并不意味着我推崇文艺复兴音乐心理学中，关于灵魂的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二元理论解释。这将是一种误导，原因有二，其一，由于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本质与运作的理论中，音乐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效果。其二，实际上不可能找到纯柏拉图或纯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欲望的现象学说明。其实，卡索尼的话：“灵魂的实质在于整一，即便它有着各种由音乐的数字比例所决定的能力和力量”，这个观点似乎意味着两个传统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人们相信灵魂的各种能力(这个观念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模式)多少受制于音乐化的比例(这是柏拉图的观念)。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有些模糊的并存理论的微妙区别，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作为对音乐经验之反应的愉悦感，但这大大超出本文的话题。就目前而言，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较为审慎的结论：文艺复兴文化所关注的音乐的力量和危险，不仅反映了音乐不稳定的文化身份——这是人类行为一个出了名难以被精确限定的方面，同时，也反映了灵魂概念本身的不稳定性，这个概念制约着近代初期人们对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的存在状态的反思，人们相信这些认知能力独一无二地处在物质和非物质的中间。除这种概念的不稳定性外，人们也缺乏关于(作为感觉和理解对象的)音乐的认知价值的令人满意的共识。在音乐语义学领域对亚里士多德式与柏拉图式灵魂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历史研究，还有待今后进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将任何一种哲学模式凌驾于另一种之上，都可能得出关于音乐是什么？音乐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