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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汉时期的宫廷巴渝舞 秦朝末年，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曾募发賨人(号板楯蛮)为汉前锋。定秦以后，在与项羽争夺王位的过程之中，巴人又站到了刘邦一边，并多次担任先头部队。楚汉相争的最后一役，项羽被汉军重重围困于垓下。为瓦解楚军，刘邦让汉军夜间大唱楚地歌谣。项羽闻而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14)刘邦用音乐瓦解敌军，从而起到不战而胜的效果。陈四海先生研究认为：“下里巴人”是一种流行在楚国的音乐，而项羽的军队大部分是楚国的巴族人，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如果说刘邦的军队唱的不是巴人歌曲，也不至于使项羽的军队有这样的反应。”(15) 由此可见，在刘邦建立汉王朝的过程中，巴人是功不可灭的。由于他们善歌尚舞，而其舞又勇锐激昂，故高祖在看过他们的表演之后，大生怀古之情，说：“此武王伐纣之歌也。”接着纳入乐府，命乐府乐人学习，并命名为“巴渝舞”，成为宫廷乐舞之一。 进入宫廷的《巴渝舞》经过乐师的整理，舞蹈结构、演唱歌词等都保留了古代《巴渝舞》的古风古韵。在作用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作为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隋书·音乐志》：“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16)。《汉书·礼乐志》：“《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17)。据上所述，周代的“大武”，秦名“五行”，两汉因之。《汉书·礼乐志》中还记载有《巴渝舞》与邯郸、江南、淮南等地方乐歌在宫庙郊祭等重大的祭祀活动中的使用情况：“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江南鼓员十人，淮南鼓员四人，巴渝鼓员三十六人”。(18)可见在汉朝的郊祭乐队中，巴渝鼓员的人数多达36人，位居第一，占乐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东汉时期，《巴渝舞》还用于汉天子的葬礼之中：东汉末年，公元243年(魏青龙二年)，汉献帝去世，魏以汉天子礼仪葬之于禅陵，在发丧仪仗中，是以御林军和巴渝歌舞乐队组成的队伍为先导：“使司马奉为行首，皆衔杖。羽林孤儿，巴渝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39)巴渝舞深沉肃穆、庄严悲壮的风格得以展现。 (2)用于燕享活动中。汉代《巴渝舞》又有《鞞舞》之称。《宋书·乐志》说：“《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20)《乐府古题要解》(卷上)及《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亦有《鞞舞》即汉《巴渝舞》的记载。《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卷五十三引)：“《鞞舞》，梁谓之《鞞扇舞》，即《巴渝》是也。鞞扇上作《巴渝弄》，至《鞞舞》竟。岂非《巴渝》一舞二名，何异《公莫》亦名《巾舞》也？汉曲五篇：一曰《关东有贤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乐长久》，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树》。并章帝造。……其辞并亡”(21)然而，对此说法，郭茂倩却持有异议。他在《乐府诗集》卷五十三辨明道：“今考汉魏二篇歌辞各异，本不相乱。盖因梁陈之世，于《鞞舞》前作《巴渝弄》，遂云一舞二名。殊不知二舞亦容合作，犹《巾舞》以《白纻》送，岂得便谓《白纻》为《巾舞》邪？失之远矣。”(22) (3)用作日常交际、招待宾客、礼待各国使节的乐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皇帝游猎归来，在雄伟壮观的大殿上演出民族歌舞的盛况：“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叠起，铿锵铛埗，洞心骇耳。”(23)在众多的民族歌舞中，巴渝舞位居首位，可见汉王室对其的重视程度。《汉书·西域传》中还有朝廷为招待“四夷之客”而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渔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24)用以彰显汉王室的国力、兵威。西汉时期，由于国力强盛，豪门贵戚纵情声色犬马，歌舞之风极为盛行。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巴渝舞”归入百戏。《盐铁论·刺权篇》：“中山素女抚流徴于堂上，鸣鼓巴俞交作于堂下”(25)描绘出豪门贵族纵情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同时也折射出中山素女轻婉的琴声与巴渝武士刚勇猛锐的舞蹈相结合的乐舞表演形式已成为当时达官显贵们生活所追求的时尚。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汉时期是《巴渝舞》兴盛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驽渝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26)因土语方言，难晓其义。魏初经王粲考校后，将其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四篇。所作歌词见于《宋书·志·乐二》：“魏《俞儿舞歌》四篇，魏国初建所用，后于太祖庙并作之。王粲造”(27)的记载。使《巴渝舞》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重大的发展与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