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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细节甚至关乎一个时代。要理解英国画家为什么常常描绘教堂的废墟，那么，就有必要了解1536至1541年间亨利八世掀起的“解散修道院风波”或“镇压修道院事件”，体悟这些废墟的由来以及所能唤起的特殊情感。与此相关的是，画作细节上如果出现时代性的差错，就成为人们评定赝品的重要依据。英国国家美术馆曾有一幅多人肖像画《三人肖像》)原被看作是15世纪晚期的意大利画作。但是，服装史专家斯特拉·玛丽·纽顿(Stella Mary Newton)早在1960年就指出，画中人物的服饰是颇有问题的：女孩的帽子是男孩才戴的款式，而中年男子的格子帽则是1913年才流行的样式，而且还是女性的帽子。帽子这一细节上的时代性破绽增添了此作品被判为赝品的一大证据⑨。 细节的迷人力量往往在不经意中缓缓释放。以提香的杰作《巴科斯和阿里阿德涅》为例，我们对这幅名画不可谓不熟，尤其是对其中具有戏剧性的叙事魅力常常印象至深。可是，在我们情不自禁地被酒神对阿里阿德涅公主一见钟情时的纵身一跃而迷住时，却极有可能不再深究画面右下角全身缠绕着蛇的森林之神脚下绽放的蓝色鸢尾花了。通常，此类花象征神祇的下凡。但是，这里的鸢尾花却又并非传统意义上那种与圣母联系在一起的花卉，因为它是冬季时节才开花的黑叶鸢尾花，原产地为北非，刚刚被引进到意大利。酒神巴科斯本身乃主神宙斯与少女塞墨勒偷情的产物，原本不属于奥林匹亚神谱中的一员。与此同时，这一形象也与基督教倡导的诸种品行相关甚少，因而，筹划这幅画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有意渲染和肯定那种酒神般的纵情享乐，但是，或许也觉得最好还是要换上另一种鸢尾花才比较合宜。因而，提香在这幅充满戏剧性的画作中用心描绘了一种当时对于整个欧洲而言还是崭新的鲜花品种，它陌生而又美艳，如同画面上展示的那场突如其来的爱情故事一样⑩。这是何其微妙而又贴切的一个细节！ 有些细节的含义是很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而一旦有机会获得注意和理解，就会让观者对绘画作品包含的深意有所感悟。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收藏的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画作《女人，请别哭泣》(1998年，同年，艺术家以此作荣膺英国透纳大奖)是一个恰切的例子。此画是艺术家对1993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劳伦斯案做出的一种反应，极其动情地描绘了一个正在悲痛哭泣的女性肖像，她是惨死于种族凶杀中的黑人青少年斯蒂芬·劳伦斯的母亲。她那成串的泪珠不仅仅是在表达丧子之痛，而且还有一种铭记不忘的心愿：劳伦斯应该作为一个有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而被人们纪念。因而，画家特意在每一滴小小的泪珠中嵌入了劳伦斯的肖像照片。每当细看泪滴之中的那一张张青春洋溢而又英俊的脸庞，《女人，请别哭泣》真正是感人至深的。 有些画作中的细节虽然显而易见，可是，又往往唯有行家里手才能觉出妙绝。对于普通观者而言，这样的细节有时恰恰形成“视而不见”的遗憾。如荷兰画家亨德里克·特·布鲁根(Hendrick ter Brugghen)的《鲁特琴弹唱者》。画中人物边弹边唱，而其手中的鲁特琴被艺术家描绘得一丝不苟。在这把十弦弹拨乐器鲁特琴指板的右上角，特·布鲁根特意细致地描绘了单独特设的最高音的调音弦轴。而且，鲁特琴音板的细微凹面也描绘得极为准确，无可挑剔(11)。有研究者推测，乐器被他描绘得如此无懈可击，证明他了对音乐的无比熟稔，那么，画中的演奏者是否有可能就是乔装了的艺术家本人呢？这样的猜测其实是不无根据的，因为，特·布鲁根曾在一幅画面相似的版画作品中写道：“我在鲁特琴甜美完整的琴弦上娴熟演奏。”(12)毫无疑问，对于画作中的题材以及艺术家本人的爱好的熟识程度往往有助于加深对某些细节的阐释。有意思的是，或许是对自己的娴熟画技的喜爱或者是他人的赞助要求，他还于同年画了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鲁特琴弹唱者》(13)，再次将鲁特琴音板的微凹特点作了一丝不苟的描绘，令人玩味与赞叹。 不同时代的人对于细节的了解程度是有区别的。同时代的人常常有机会看到更为接近原作面貌的诸种细节。当然，我们今天可以依凭的科技手段变得越来越多了，也有机会让我们相当真切地审视古代作品的细节。譬如，藏于乌斐兹美术馆的《天使报喜》，是达·芬奇的重要作品。如今人们可以借助高精度的数码图片辨认出海景背景上的生动笔触以及垫在《圣经》下的织品的精致图案(14)。 不过，总体而言，对于细节意义的把握有时还是颇具难度的。实际上，即使是资深的美术史学者也不可能对一切作品中的所有细节都有足够的发言权。而且，谈及细节，毕竟都是具体而微，有时甚至是委婉的或隐蔽着的，因而，既不能用那种不着边际的宏论与概念来硬套，这样往往就是隔靴抓痒或兜圈子，也不能只以单纯的视觉细节为依据涉及表层意义，因而，更需要一种深究其里的判断与分析，这样才能较为可靠地表述特定细节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观者或研究者接近和阐释细节本身的能力，常常要求足够丰富的视觉经验(对同一艺术家的其他作品以及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的认知经验)的汇集与提升，也就是说，见得多，才能更有发言权。因而，在细节上体现“以小见大”的能力乃是检验看画者的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中的特定细节宛若“诗眼”，只有准确而又深入地读解了这种细节，作品的具体阐释才有真正落实的契机。 西方绘画中的细节有时之所以成为一个容易被忽视或看走眼的研究环节，其原因追究起来是多方面的。 首先，细节本身再认的困难。一方面，画作有可能因为本身的描绘上的缺失或模糊不清而令人难以辨别其中的细节含义，常常使人不得不作种种猜测甚或是无端的玄想。譬如，英国画家托马斯·庚斯博罗的《安德鲁斯夫妇像》是一幅引人入胜同时也让人颇迷惑不解的画作，其中，在安德鲁斯夫人腿上的那一细节事实上并未画完，这一点在我们面对原作时可以确定无疑，但是，究竟是如那些涉及狩猎题材的绘画那样在这个未画完的位置上要放上一只死鸟(猎物)，还是考虑为一本书或小孩的肖像留出特定的空间(15)？另一方面，画作也有可能因为岁月久远而产生细节变化，要么是非人为的因素而使得画面细节或多或少地走样，如腐蚀、受潮、虫蛀、开裂、脱落等，都会改变画面上某些细节的原样，有时甚至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要么是人为的因素，如修复、重画以及有意的篡改或蓄意的破坏(甚至是艺术家自己参与的破坏)，都会改变细节的原本状态。米开朗琪罗画于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的大型壁画《最后的审判》堪称旷世杰作，但不幸的是，作品完成后不久，就遭遇种种指责，认为在神圣的场所里的人物形象不该是全裸的，而应有所节制。同时，艺术家“个人化”(自我描绘)的意味也似乎过了头……因而，米开朗琪罗过世后，他的一个叫做达尼埃尔·达·沃尔特拉(Daniele da Volterra)的弟子就受命为《最后的审判》中的人物私处一一加上“遮羞布”(无花果叶)，从此落下了“裤裆画家”的俗名。尽管在1980年至1994年间，西斯廷礼拜堂内作了大规模的修复，但是，达尼埃尔·达·沃尔特拉当年添加的“遮羞布”却并未像其他后世添加的细节那样被直接清洗掉，而竟被看作是某种历史的痕迹而依然保留着。如此，米开朗琪罗所画的某些细节的原迹就依然被覆盖着。更为紧要的是，原先米开朗琪罗在画面左下角所画的自画像遭受覆盖，如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而依然是一片朦朦胧胧的颜色。假如要知道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审判》的整全原貌，人们今天就不得不去寻找当年其他艺术家的临摹之作。差不多同时代的画家马塞罗·韦纽斯蒂(Marcello Venusti)是米开朗琪罗的崇拜者之一，并约在1536-1541年间临摹了还没有被别人动过手脚的《最后的审判》的原作本身，为后世难得地留下了一幅较为可靠的临摹作品，现藏那不勒斯的卡波迪蒙蒂博物馆。正是通过这一临摹的画作，我们才得以确认，米开朗琪罗的原作中确实是有许多裸体的形象的，同时，米开朗琪罗本人的自画像不仅巧妙地进入了圣巴塞罗缪左手提人皮上的头像之中，而且再次赫然出现在画面左下角：他的目光正朝着观者的方向看去。这是何其大胆的“穿越”，凸显了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的强烈个性诉求。可惜，韦纽斯蒂临摹的作品毕竟尺寸偏小，到底不抵米开朗琪罗原作的魅力。因而，我们何时可以目睹米开朗琪罗这幅如此重要的伟大作品的原貌，或者说，是沃尔特拉后来添加的“历史痕迹”重要，还是米开朗琪罗的手泽更有观赏的价值，现在竟然成了一个大问题，这就不免令人唏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