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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留学归国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中国画理论现代形态的论文主要有：汪亚尘《宗炳画论评判》(1925)、丰子恺《中国画的特色》(1926)、邓以蛰《中西绘画之派别及其变迁》(1926)、滕固《气韵生动略辨》(1926)、林风眠《重新估定中国绘画的价值》(1929)等。 上述留学归国者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中国画理论现代形态的论文主要有：丰子恺《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1930)、《中国画与远近法》(1933)；滕固《关于院体画和文入画之史的考察》(1931)、《诗书画三种艺术的联带关系》(1932)、《唐代艺术的特征》(1935)；邓以蛰《以大观小》(1935)、《气韵生动》(1935)、《书画同源》(1935)；汪亚尘《姚最〈续画品〉内容的检讨》(1935)；傅抱石《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1935)；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1932)、《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1934)、《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36)等。 上述留学归国者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中国画理论现代形态的论文主要有：傅抱石《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1940)、《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1940)、《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1940)；邓以蛰《画里探微》(1946)、《六法通诠》(1947)；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1944)、《中国艺术三境界》(1945)、《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49)、《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约写于1946-1949年，当时未发表)；徐悲鸿《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1943)、《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1944)；伍蠡甫《中国绘画的意境》(20世纪40年代)、《再论中国绘画的意境》(20世纪40年代)等。另外还有一些不是专门从事中国画理论的留学归国的学者所写的有关中国画理论的论文，如钱钟书(1935-1938年曾留学英国和法国)的《中国诗与中国画》(1947)等。 20世纪20至40年代除了留学归国者所写的中国画理论现代形态的论文外，当然还有没留过学的论画者所写的中国画理论现代形态的论文，如胡佩衡《中国山水画气韵的研究》(约20世纪20年代)、郑午昌《中国的绘画》(1934)、吕凤子《中国画义释》(1938)等。没留过学的论画者所写的现代形态的理论论著，在方法、体例、文本结构等方面也都受到西方学术方式的影响。 总体来看，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画理论现代形态的论文越来越多，而且其中三四十年代的论文质量越来越高；但相比而言，系统性的中国画理论现代形态的专著则较少。这个时期学习西方学术方式的“美学概论”、“艺术概论”方面的专著较多，这方面西方的译著也较多。中国画理论方面的译著主要有日本大村西崖、金原省吾等人的论著，如大村西崖的专著《文人画之复兴》(陈师曾译并收入《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一书，1922年中华书局出版)、金原省吾的专著节选《中国的绘画思想——金原省吾的画六法论》及《东洋画六法的理论的研究》(1930年丰子恺译)(19)等文；傅抱石在《中国绘画理论》(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也翻译过日本金原省吾等人的一些画论。这时期，中国人撰写的中国画理论现代形态的专著主要有：刘海粟《中国绘画上的六法》(1931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俞剑华《国画研究》(1940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李长之《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1944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沈叔羊《国画六法新论》(1944年重庆峨嵋出版社初版)等。这些中国画理论专著在话语方式、体例、文本结构等方面都学习借鉴了西方学术论著。刘海粟1931年在巴黎撰写的《中国绘画上的六法》受到日人金原省吾著作的影响(20)，俞剑华《国画研究》受到西方美学学术方式的影响(21)，李长之《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受到德国人“体系的—哲学的”学术方式的影响(22)，沈叔羊《国画六法新论》受到西方科学化方法的影响(23)。 考察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画理论的现代形态论著就会看出：20年代中后期是引进西方学术方式初具规模阶段；30年代规模扩大并走向成熟；40年代走向深化。三四十年代的论著也在引进、借鉴西方学术方式，但在质量方面总体上走向了成熟与深化。 在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画理论的现代形态确立并成熟的时候，中国画理论的传统形态则逐渐走向式微，不过仍有延续者，如黄宾虹、金城、余绍宋等人。金城的《画学讲义》(1921)(24)、黄宾虹的《古画微》(1925)、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1932)(25)等是其代表作。《古画微》和《书画书录解题》两部著作在整体结构上具有系统性特征(这是明清以来的画论已有的趋势)，但在每部分的论述中主要还是传统文言片段式方式。另外还有吴昌硕、齐白石等侧重中国画创作实践的且重视从传统路向上推进与延续的画家的只言片语的画论及论画诗，仍是传统话语方式。但总体来说，传统画论话语方式是走向式微了。 各种西方学术话语方式上有许多相同之处，然亦有不同之处，语言文字的不同是其基本区别。受西方各种模式洗礼过的话语方式因人而异，而与中国画理论传统话语方式相比，却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其新术语、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吸收自不必说；就文体而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突破了传统的片段式文体结构，西方论文始、叙、证、辩、结的结构(26)在多数留学归国者的中国画理论论文中都已完备；他们在专著方面多数也都具备了系统的“总体相关性”和严密的“逻辑关联性”的特点。而且没有留过学的一些学者的论著受到影响后也具备了这些特征。 从话语的外在形式——概念术语、语句结构包括语法、文体结构三方面来看，上述论文中，概念术语变化最快，其次是文体结构，文句结构(语法)则相对稳定。新事物、新现象日出，则必有新术语，故变化快。文体结构的变化，从历史上看，每一时期有每一时期之文体，故其变化比之概念术语则慢，然在文化大交流时代则有激变态势。文句结构(语法)相对稳定，但不是说不变，只是变化相对较慢。就近来说，现代汉语的语法因受西方的影响也有变化，如现代汉语中加了“的”、“地”、“得”的用法，就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加标点符号也是受西方影响。而把文言中所用的“之”、“乎”、“者”、“也”之类去掉，那是白话化的范畴；只是西学东渐加速了这种变化而已。相对而言，每种语言的语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概念术语、文体结构方面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界则是激变。 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学术话语激变的时期。如果说陈师曾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画理论话语还具有过渡性质的话，那么宗白华、滕固、邓以蛰、傅抱石等这一代人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画理论话语则建立起了真正意义的现代形态。 从与中国画理论话语方式转型相关的角度来看，近现代中国学术话语方式的转型有这样一幅图景：19世纪末之严复翻译西学，虽有自造新词，但仍是文言形式，是前现代话语方式阶段；20世纪初之梁启超、王国维主要从日本引进新词及西方学术方法，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先声；五四运动前后陈师曾、蔡元培分别引进日本和德国学术话语，开创了现代中国画理论(或美术理论)借鉴日本话语方式与德国话语方式的两大趋向；五四时期的白话运动催化了现代形态学术话语的确立；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后，从日本、德国、法国归国的大批留学者，促成了中国画现代理论受日、德、法话语方式洗礼的三足鼎立的局面；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画理论现代形态的话语方式逐渐成熟起来，30年代中期走向真正成熟；又于40年代走向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