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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的前75年间，这样的观念主宰了艺术话语，即艺术是以自身为目的、自我指涉的，艺术仅须关注自身及其具体的形式问题。但是，围绕某些标着“后后现代主义”的作品的话语却往往证明了与上述相反的、离心的而非向心的观点：这样的作品据说“质问”、“质疑”世界，并对关于世界的“既有观念进行挑战”以及“进一步的反思”。这部质问词典收入了一长串条目：它包括“提供思考世界的方式”、“质问处于矛盾中的人类”以及“要求我们对自身发问”。艺术家就是“动摇我们良知的基础”或“彻底打乱我们的思维定势”的人。①艺术不再被认为是独立于世界之外、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而是与超艺术领域直接相关的活动。这一联系就是批判性质疑的联系。 煽动性的思想，激发性的反思，用批判的眼睛看待世界，所有这些表达都暗示着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基础。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哲学家以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口吻发表演说，并将自身比做牛虻。苏格拉底将自己描述为“被神指派给这个城邦；这个城邦就好像一匹高大的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他继续说道，“我就是神指派给城邦的那只虻子，我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30e)。苏格拉底利用他的问题的刺激作用，揭示意见的基本脆弱性，揭露偏见，消除那些没有充分理性基础的大众信仰和信念。显然，所有的哲学在本性上并不都是如此苏格拉底式的；对柏拉图而言，还有第二条道路，即对知识的阐明和概括。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和霍布斯的《法的原理》更多的是产生于这第二种事业。但是第一种，苏格拉底式的道路仍旧常有人光顾——人们可能会想到康德的批判或罗素的著作——每个实例都或多或少地独立于或关联于第二个方向。因此，对于哲学宝库而言，首要的是，为了防止思想沦为僵化的意见，仍存在着不断被激活的、对于批评的需求。 当今与艺术相关的意见采用了哲学批判质疑的词汇，意在藉此将苏格拉底对话的功能赋予作品，将刺魟——这是用于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别称——的角色赋予艺术家。 因此，在艺术被哲学接管的黑格尔时期之后，正如阿瑟·丹托在其著作《哲学对艺术特权的剥夺》(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又译《艺术的终结》，1986)中所做的理论阐述，我们正被引领着去考虑这样的当代情境，即艺术正在接管迄今为止一直为哲学或哲学家知识分子把持的特权：批判性地质疑世界的角色。这一艺术对哲学特权的剥夺变得如此普遍、如此主流，以至于不服从任何质问的正是它自身。但是，这正是艺术应当去做的，只有这样，艺术才可能实现其被上升到平起平坐的程度的纲领：如果艺术就是对意见的舒适而怠惰的确定性加以质问并质疑，那么它同样应该要求对作为批判质问的艺术进行质疑。 我在此将首先考察当前范式的历史起源方面，接下来考察艺术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采用哲学的批判功能。为了使这一探寻具有充分的尖锐性，就必须将第二个问题限定在艺术的一个特定范畴中。问题会因所探讨的是基于语言的艺术还是视觉艺术而显得十分不同。我特别挑选从后者着手，因为它与这样一个论点相关，即批判性质问的观念自相矛盾的程度如同它广为泛滥。因此，这一研究的第二部分所产生的结果将仅适用于视觉艺术。 显然，在柏拉图的著作——其对画中的形象尤为批评，柏拉图谴责它为散布摹仿的毒药——中找不到证据来证实视觉艺术可以作为批判性思想的工具的论点。这一观念对中世纪来说也十分不可思议。绘画和雕塑长期被算做机械艺术的简单事实证明在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想到使它们成为一项知性活动，尽管这当然不意味着这样的艺术没有意义。与此相反，它们的形象(画家的形象和“形象苦工”)饱含意味；它们的内容显然充满了意义。《天使报喜》、《下十字架》或一幅战争场面都具有相当的知性深度，它不仅与观众的审美感受力，更与他们的认识能力密切相关。但是，这些作品内容上富有意义的事实根本不能使其成为批判性质疑的作品。绘画和雕塑可以教诲、指导以及启迪，但它们并不质疑。起指导作用的是其内容本身而非属于摹仿范式的艺术。画家和雕塑家是工匠而非知识分子。 当达·芬奇将绘画定义为一项精神事业的时候，他无疑朝着艺术和知性活动之间实现和解的方向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拉斐尔在梵蒂冈壁画《雅典学院》中通过达·芬奇的形象来表现柏拉图，在区区一个人物中将哲学家和艺术家结合了起来。我们能否通过这两步来理解我们所感兴趣的当今意见的第一个前提？显然不能，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在这当中表现出来的是画家地位的变化：但是它们与作品引发批判性质疑的能力无关。诚然，艺术活动正在获得知性深度，但是观众的参与却仍然照旧。其次，尽管我们可以坚持达·芬奇体现了从工匠到“哲学家”的转变这样的断言，然而，这仍是在“学者”这个词直至18世纪末所保持的十分一般的含义上来讲的。他关于植物学、解剖学、光学和流体力学的研究以及他作为工程师的成就使其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学者。拉斐尔选择用达·芬奇来表现柏拉图而非苏格拉底，藉此将艺术与哲学的第二条道路正当地联系在一起：与知识构建的事业而非与批判性质问相联系。兴起自文艺复兴时期以后——首先产生于意大利而后遍及欧洲——的艺术院校效仿柏拉图的哲学学园之名被称做“学院”，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视觉艺术被赋予了崇高性，不再仅仅被视做工匠活动，还证明了对表现了某种哲学观念的视觉艺术的支持。艺术家是学者，但并不是在学者的当今含义上而言的知识分子。因此，艺术对哲学特权的剥夺的起源在上述理解中的艺术和哲学在文艺复兴的和解中是找不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