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胡晓东，西南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2007年5月28日及6月18日，笔者有幸收看了央视音乐频道民歌世界栏目播出的一期谈话节目。除主持人范东毅以外，参与此次谈话的有“土风计划”的策划者与组织者陈哲先生，《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先生，以及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他们此次探讨的主题是陈哲先生策划并组织的“土风计划”，笔者姑且把这次谈话节目称之为“土风计划”三人谈吧。 在激烈的探讨与交流中，三位专家都以冷静而思辨的学术头脑揭示了当下我国民间音乐文化所面临的两种令人堪忧的生存挑战。笔者归纳了一下，大致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冲突： 其一，经济一体化趋势所带来的冲击。当人们一手打造现代经济的宏伟大厦时，另一只手却无情地摧残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因此，文化多元化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冲突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尖锐的文化论题。 其二，来自于学术界自身的挑战。以前，我们的学者、专家们在致力于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时，无一例外地使用了静态的文本式的储存方式，比如收集、编撰集成，甚或摄录影像、制作光碟，然后束诸高阁，遂成为一种博物馆式的保存。然而问题在于音乐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血液，当文化的肌体已不复存在时，我们不仅要追问：集成的意义究竟有多大？集成后我们该干嘛？ 陈哲先生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实现了学术理念上的突破。1994年，陈哲先生启动“音乐西行”计划，提出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活化传承——恢复传承机制、构建社会系统”的理念。2002年，他们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普米族自治县上水俸村实施“民族民间文化活化传承”项目，即“土风计划”。他们在该村挑选出部分青年，组成“普米族民间音乐传习小组”，他们有计划地向祖辈艺人们学习自己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诸如普米族民歌、歌舞及口弦、木叶吹奏、四弦琴弹奏等技艺。待传习小组掌握了这些技艺之后，他们又向周围的年轻人进行传授，周而复始，从而逐渐在当地形成了学习、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良好氛围和传承机制。 然而，陈哲现象也折射出一种令人深思的问题：“土风计划”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工作小组在十余年的工作中遭遇了多少艰难险阻？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陈哲？我们能有多少陈哲？我们在为陈哲喝彩的同时不禁要问：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只能实行游击战术吗？ 关于这一点，三位专家的观点各有侧重。谢嘉幸教授主张地方文化重建，指出地方文化重建对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谢教授认为，学校教育是实行地方文化重建的有效基地，“让每一个孩子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之下的产物。于庆新先生认为，活化传承没有政府的支持将难以为继，必须把少数有识之士的发现与经验加以宣传，在社会上造成广泛影响，各级政府领导要充分认识“活化传承”的重大意义，并将这一工作纳入到他们的政府工作计划之中。陈哲先生则指出，“活化传承”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要找到当地文化如何在跟外界交换中自己寻找到生存的办法，让地方文化学会在文化交换中生存发展。这其中，需求观念的恢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多数民间音乐都是以某种实际的生活需求为载体的，比如祭祀音乐等。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支持。笔者敬佩陈哲先生的胆识与智慧，近几年来一直关注和了解“土风计划”项目进展之点点滴滴，心与之相系相悉，不为别的，只因他灵魂深处洋溢着的生命张力与热情。加之近年来笔者跟随几个课题组深入田野考察，接触了不少民间艺人，也曾试图做过地方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深知其中的艰辛与不易，可谓颇多感受，亦颇多共鸣。腹中有话不吐不快，笔者不羞于献丑，终于写下只言片语，一并就教于三位专家及广大读者。 首先，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专家和学者应该实现文化身份的转型。这是一个揪心的话题，当我们的专家、学者怀着美好的心愿与期待，不畏艰苦深入田间地头，实施他们的传承与保护计划，但很多时候，稍不留神，他们却充当了民间音乐文化的掘墓人。这样的事实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比如敖包会，再比如傩舞，我们已经很难肯定自己所见到的“活生生”的民间音乐形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其自身文化的所指功能。换句话说，民间音乐形式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之树上盛开的一朵绚丽之花，对她的保护与传承，不能舍本求末，更不能将其架空于自身赖以生存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土壤，如若这样，我们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即使做得再浩大，终归是一种文化做秀，其实际意义可想而知。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在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专家和学者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