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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并非要排斥专家与学者的参与，相反，专家和学者应该积极参与，只是应该审慎自己的文化身份，并最终实现文化身份的转型。外来的专家和学者不应该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出现，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告诉民间音乐文化原住民应该怎么去做，更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出一个新的文化传承机制——姑且称之为“专家机制”吧！如若这样，地方民间音乐文化很难真正扎根于族源文化的深厚土壤，那么，民间音乐文化之花也就难以常开不败。因为对于该民族特定的传统文化圈来说，我们大多数的专家和学者仅仅是局外人，究竟哪一种传承机制才是最有利于该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恐怕一时我们还很难武断地做出决定。例如普米族的“撞胯舞”和口弦吹奏，其生存的文化背景是普米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进行游戏、打闹、表情达意的产物，倘要从根本上传承这一民间音乐文化，就必须将这一文化链接整个地传承下来。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文明的冲击下，普米族青年已经不习惯于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表情达意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让普米族族群自觉地按照自己祖祖辈辈既定的传承方式去重构这一文化链接，方能给予该音乐形式以生生不息的传承动力。这就要求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们应该以一个“服务员”的身份和理念来工作，想方设法激发原住民的族群自觉意识，由他们自己去重构本族群既定的传承机制。相比之下，这样的传承机制或许要比由外来的专家直接组织青年人向祖辈单纯地习技要好得多。况且，因为相应的音乐文化链的断裂，滋生其成长的文化土壤(求爱、传情)的缺失，普米族青年人学艺之后，并无“用武之地”，不免落入“为学艺而学艺”的圈套，其生命力可想而知，也就从根本上背弃了“活化传承”的初衷，这样的结果比起专家们所付出的辛劳来，可谓“得不偿失”！ 看来，民间音乐文化“活化传承”的百年大计在于激发族群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了，这也就是笔者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唤醒文化族群(即地方音乐文化原住民)的自我防范意识。 众所周知，人类的自觉意识是行为动作的总开关，人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基于某种支配它的自觉意识的前提下产生的。用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P·Merriam)的三重结构模式亦可以很好地阐述这一社会现象。 梅氏认为，人类的音乐活动应该是这样来进行的：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意识(概念)决定着他们的行为，行为的结果就产生了声音(即音乐)。因此，人们创造什么样的音乐，怎样创造，都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识。笔者认为，要想真正解决民间音乐文化的“活化传承”问题，追本溯源，最要紧的应当是激发族群的文化自觉意识，建立起牢固的村寨文化自信，惟有如此，民间音乐文化方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日渐衰竭的生存状态。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的原始意识已经具备趋利避害这一天然的特征，心理学家们将它分为双趋冲突、双避冲突以及趋避式冲突。①具体到自身文化传承上，表现为人们对自身族源文化都有一种与生俱来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只是这种意识往往在某种后天的社会环境中可能被逐渐淡化，于是当经济一体化的包围圈吞噬村村寨寨的时候，也吞噬着原住民对自身文化仅存的一点防范意识。当人们本能的趋避意识变得麻木时，古老的民间音乐文化便处于水深火热、危在旦夕了。就像那只在温水里慢慢被煮死的青蛙一样，其根本原因就是本能的求生意识被逐渐淡化了。因此对于濒临灭绝的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我们的专家和学者所要做的事情不是A和B，更不是C，而是I，即“Idea”。换句话说，我们的学者和专家们应该是更多地激活和唤醒地方文化传承载体(即地方文化原住民)的自救意识。只有这样，我们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才算是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其效果亦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于是，问题的核心终于水落石出，那就是，要真正贯彻执行民间音乐文化“活化传承”这一崭新的学术理念，重中之重应该是如何激发民间艺人，或是民间音乐文化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意识。 一般理论认为，外在的强化是引发意识并提高其行为出现概率的有效手段，②而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则认为，人类行为的出现，不仅依靠外在的强化，更取决于人们在认知到行为与强化之间的相依关系之后产生的对下一步强化的期待。他进一步指出，期待可分为结果期待和效能期待。结果期待是指人对自己的某一行为会导致某一结果的推测，如果人们预测到某一特定行为将会导致特定的结果，那么这一行为就可能被激活和受到选择。效能期待则是指人对自己能够进行某一行为的实施能力的推测或判断，它意味着是否确信自己能够成功地进行带来某一结果行为，当人们确信自己有能力进行某一活动时，就会产生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从事该项活动。也就是说，族群的“自我效能感”是促使他们传承并推动自身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self-efficacy)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因此，提高民间音乐文化原住民的自我效能感就成了引发他们保护和传承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的触发器。班杜拉指出，自我效能感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成败经验(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s)、替代性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言语劝说(verbal persuasion)以及情绪唤醒(emotional arousal)。③其中，成败经验和替代性经验将对我们实施民间音乐文化保护工程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所谓成败经验，即个体或族群过去的成败经验会影响其产生某种心理行为的自我效能感，这一启示告诉我们在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应注意民间艺人的成功经验教育，让原住民们充分感受到自身文化的价值，继而增强自身村寨文化的自信感，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哲先生的“土风计划”固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普米族青年来到北京，他们了解北京，但并不贪恋都市的灯红酒绿，因为他们了解别人，更了解自身，对自身的本族文化有着充分的自信心，这种村寨文化的自信感对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将是不无裨益的。陈哲先生在营造和积累族群文化自信心这一做法上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替代性经验是指观察到他人成功的过程，从他人那里还获得较多的成功信息，从而激发个体或族群产生相应的自我效能感。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不妨“声东击西”，引用他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成功经验来激发民间音乐文化原住民的自我防范意识。这方面其实已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比如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昆曲也因此获得新生，昆曲的成功经验带动了一大批地方戏曲的复兴。因此，我们在进行民间音乐文化“活化传承”的过程中，可以将其他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复兴的成功案例予以展示和宣传，诱导其产生良好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强化其内心深处的本族文化的复兴意识，从而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内因和关键，在具体实施传承计划时将会顺畅许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