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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美事件与社会事件——多元音乐美学观念的基本前提 就音乐美学的基本思维和方法而言，其所涉及的音乐是一种“审美事件”。所谓“审美事件”即指音乐作品和音乐行为是一种艺术创作和审美行为。在这一事件中包含三种因素：创作、表演与听众。创作过程是艺术的创造性行为，形成的是艺术作品，而把作品传递到听众的过程是一种审美行为。音乐美学的所有问题即围绕着这三个过程展开。就大美学而言，其基本问题是“美”和“审美”的关系，“美是什么”成为了美学长期以来研究的焦点。客体性、主体性和主客观的统一性成为了人们得到答案的思维途径，而当用艺术作品为例来寻求答案时，则不得不围绕着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欣赏的三个过程而展开。西方音乐美学的“自律论”和“他律论”也即围绕作品与听众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艺术的创作动机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但当形成作品并形成艺术欣赏行为时，这一行为是作为一种美学事件而存在的。这一行为无论是发生在音乐厅，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均为如此。这样一来，便构成了音乐美学的研究基础，即创作过程、作品本身和欣赏过程的三重关系。创作过程中的创作者的情感与手段、作品本身的形式与内容、欣赏过程中的自律与他律，这些便构成了音乐美学讨论的基本问题，音乐美学便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 汉斯立克对自律论音乐美学的探讨即是建立在音乐作为审美事件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艺术首先是应该表现美的事物。接纳美的机能不是情感，而是幻想力，即一种纯观照的活动。”④尽管以上文字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是说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但可以看出汉斯立克是把音乐作为艺术来对待的，而艺术是表现美的事物。他认为：“作曲家所表现的观念(Idea)，首先和主要的是纯音乐性的观念。”⑤可见，汉斯立克对音乐美学讨论的基础是基于作曲家、作品和听众三个层面上展开的，表现出了音乐作为审美事件的特性。尽管汉斯立克强调，“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这是他自律论美学的鲜明的体现，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所说的音乐是一种纯粹的“音响学”上的乐音，而非社会学上的乐音，他甚至认为：“静观的听法是唯一艺术型的、真正听音乐的方式”⑥、“不管听什么乐曲，不管怎样理解，必须以乐曲本身为目的”⑦。音乐的审美事件为汉斯立克讨论他的自律论音乐美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 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也是围绕创作、作品和欣赏三个层面来展开的，音乐便作为了讨论这一问题的例子。她认为艺术是“创造物”，在这点上所有艺术门类都是一样的。“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件表现性的形式”。而这个表现性的形式是要被知觉的，“所谓艺术知觉，就是对艺术品的表现性的知觉”。⑧作为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意识到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她认为艺术的变化性因素包含：(1)艺术家们意在表达的概念；(2)艺术家把握的创造方法；(3)由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提供的机会；(4)公众的反应。分析这四个层面可以看出她基本上是在艺术创作、表演和欣赏三个层面上展开思考。虽然在第(3)项中，她意识到了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作用，但也是在构建着社会语境中“审美事件”的场景。 然而，所不同的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所涉及的音乐事项大多与社会行为密切相关，仪式性成为了音乐事项的主要特征。就中国传统音乐而言，中国人在对自然的认识中积累了自身的宇宙观念，并由此观念构成自身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的组合便构成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其中主要原则是一年四季的循环规律，其中既包含了宗教信仰的内容，也包含人生仪礼的内容。在这些活动中，尽管社会性内涵是其主要因素，但其中大部分活动涉及到音乐的应用。在各地庙会、葬礼或婚礼中，音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场合中的音乐不同于音乐厅中的音乐表演，这类音乐表演尽管含有美学的成分(如音乐的形式和受众群体对音乐的感官与能动反映)，但音乐表演本身并不构成“审美事件”，而是“社会事件”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中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也就有其道理了，许多学者把这类的音乐研究称之为“音乐人类学”也就“事出有因”了。 笔者在山西五台山的五爷庙采风时曾见到这样一个场景：五爷庙院内戏台上正演着晋剧《金水桥》，舞台下围坐着很多观众。此次是许愿者为“五爷”请的还愿戏，听者应该是“五爷”。对“五爷”来说是审美事件，但审美主体“五爷”的审美体验为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围坐在台下与“五爷”一同听戏的人们，其审美过程是可以体验得到的。但与音乐厅中的审美事件不同的是，在此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围绕，人们在烧香、叩头、穿梭、交谈……众多行为构成了一个“场景”，一个社会活动的场景，戏曲表演只是这一场景中的一部分。中国人在创造这类场景时有着独特的创造性思维。试想，如果没有戏曲因素的引入，这个场景将失去太多的意味。人们按照人的需求来构造神的需求：在“五爷”前有供桌，摆有各种食品，在屋外有戏班在演戏，满足着五爷的精神需求。由此，“五爷”成为了一个具有人性化的神。西方基督教仪式中的唱诗班和管风琴演奏，用音乐建构了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中国的庙会场景则把人类社会中的因素搬到了神的面前，神与人便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真正显示。 笔者于2013年正月初七至初九在河北武安北安乐乡康宿村参加了“请城隍”的道教仪式——其实是全村的一次盛大的社火。在一片节日般的庆典中可以勾勒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其一，活动由本村玉皇庙庙委会组织，向三十公里之外的一个道教经乐班发帖，邀请八个法师前来主持法事。法事仪式过程事先安排好，主要包括迎神、安神、祝风、取水、迎贡、进表、巡香、送神、破狱、嵩里山等仪式活动。所以此次活动是一次道教的活动。其二，该村有玉皇庙、观音阁、药王庙等多个寺庙。这一天，各家寺庙均举行各自的活动，所以此次活动又是各家寺庙的共同活动。其三，在玉皇庙对面有一个戏台，数天的活动期间当地平调落子剧团受邀在此演出，使其具有了庙会的性质，并形成了一个“审美”的场景。其四，除了戏曲演出外，在药王庙门外还搭起了另外一个舞台，当地的流行音乐组合表演具有各种流行元素的音乐和舞蹈，是另外一个“审美”场景。其五，正月初九晚上，村里一条主街道被封住，为了在此燃放烟火。如同北京国庆节一样的烟火，足足放了一个小时，使笔者体验到了乡村过节的盛况。其六，烟火之后该村的各种花会进行演街，十几个花会排满了街道。人们敲锣打鼓、走走停停，前面引路的放鞭炮者，每到一个路口便停下来放花炮，耍龙舞狮队伍使尽解数，好不热闹，这是典型的乡村社火。饶有趣味的是，此时村里一家公房里数人正在蒸馒头、炒白菜，任何人到此均可免费进餐。 在云南有洞经音乐的演唱活动。洞经会根据某寺庙或私人家庭的邀请到寺庙中或家庭中谈经，即演唱经文。一部经文需要三到五天方完成。谈经中有各种仪式，包含请神、送神、上座、下座等。音乐类型除了演唱经文所需要的曲牌外，还有器乐曲。谈经活动数天，往往没有任何听众，只有洞经会的成员们，但是他们仍然非常严肃认真地进行着。每次谈经都要“请”多位神灵，其中有主神、陪神，天神、地神等。笔者曾参加通海县妙善学洞经会的谈经活动，其间“请”了一百多位神，用红色条纸写上神灵名字，挂在墙上。谈经并不是为神灵们举行的娱乐活动，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一种教化活动。经文中的内容除了对神灵的赞美外，大多是圣神们的话语，如(引自《觉世真经》上卷第七章)： 宗圣曾帝曰： 人生惟有弟兄亲，自小同胞若一人。 伯仲之间通以性，埙篪共奏合如神。 不尽祗恭空在世，常行悔慢必忘亲。 入门时念生先我，骨内欢娱万象春。 这是宗圣曾帝的话，教导人们要兄弟一家亲。所以，谈经是在表述神的话语，这些话语当然是说给人听的。这里充分体现出了宗教信仰的本质特征，即人们通过对神灵的崇拜达到对人自身的教化与制约。 以上三个场景：一是神的娱乐，由此构成神与人在戏曲中的同构，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寺庙、人群、神灵、拜神、戏曲表演的同景现象。寺庙提供了一个场合，神和人构成了活动的两极，拜神构成了活动的主体，而戏曲表演塑造了整个场景的气氛，既是神的气氛，亦是人的气氛。在一种轻松的语境下述说了对神的敬仰。与此同时，由于还愿的概念强化了神的力量，说明神在人的世界里无时无刻地发挥着作用。 二是宗教信仰与民俗生活的结合。河北武安的活动强调了神与人、美与真的关系，既是节日的欢庆，又是心灵的洗礼，在工业化的今天体验着农业文明中美的历史进程。其间的戏曲演出和流行音乐组合的表演可使人们的视角短暂地离开宗教的思域，进入到一种纯粹的审美境地，但任何时候都可能被鞭炮声、呼喊声、人群的流动或其他任何事件拉回到宗教与社火的语境之中。而且这样的表演如果脱离了这种集合性的场域，是否能够吸引足够的听众都是令人怀疑的。传统音乐听众的减少何尝不是这种音声所依附的语境转移的结果！ 三是人的教化过程。与前两个场景相比较，洞经场景则是另一番景色，体现着另外一种意义。在这里并不是神人同娱的现象，而是人通过对神的拜祭达到对人自身的教化过程。首先，经文中是宣传教义的，是神在教化人，是对人的教化。其次，神是通过洞经人员来代言宣讲的，如同宗教的神职人员，所言均为神之言语，不同的是洞经谈演是以代言为特征的。第三，谈演时神是在场的，能够听到和看到谈演过程中的一切。所以，这是在神的监督下的谈演，马虎不得。第四，礼请生，即在仪式过程中跪在地上的听众，他们是真正的听众。谈演过程中他们要恭敬神灵，经常给神灵叩首，以表敬意；他们为神灵上香，以表顺化；他们听读疏文，以表收到神的教诲。在私人家中谈经时，主家成员便担当着礼请生的角色，在寺庙中则由进香者担任。 但是，以上这些场景均可作为“音乐的”场景。比如在洞经的场景中，所有作为神的陈述均是在一种音乐的气氛中进行的。所谓“谈”是一种“唱”的行为，是一种美的过程，具有一种旋律的和谐。在念疏文之后需要把疏文焚烧，这时需要吹奏唢呐，称之为“大乐”；在无词语的仪式行为时，需要奏丝竹乐，称之为“细乐”；在谈经文时需要配以曲牌，称之为“五支半”(即用五支半曲牌)。音乐在这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没有音乐，整个活动不足以成立，所以，从艺术的角度谈经又被看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的作用在哪里？音乐构成了神与人沟通的桥梁，构成了整个场景的架构因素；音乐在整个理性教化的过程中被包容在了一种感性的外框之中，以使仪式得以进行，这便构成了中国传统和民间的社会活动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