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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吕元泰、韩朝宗两次谏禁未果不同，张说谏奏很快得旨，本年十月敕：“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以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6]（卷34，P629）。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断泼寒胡戏令下[2]（卷8，P172），苏颋拟诏《禁断腊月乞寒敕》正式颁行：“敕腊月乞寒，外藩所出……至使乘肥衣轻、竞矜胡服，阗城溢陌，深点华风。朕思革颓弊，返于淳朴，《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况妨于政要，取紊礼经，习而行之，将何以训？自今已后即宜禁断”[10]（卷109，P2）。当然，此时禁令得以迅速推行，除了张说作为中书令对泼寒胡戏妨于政要，取紊礼经的政治考察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泼寒胡戏“军阵势、战争象”带来的军事威胁引起了统治者关注。《通典》对神龙二年至开元年间禁断泼寒胡戏的过程和背景描述[11]（卷146，P763）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来自边地的威胁始终是中原政权需要面对的问题。异域民俗伎艺不断输入内地，一方面给中原文化生活带来新鲜风气，另一方面，其中一些具有打斗、竞技、征伐意味的表演也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忧虑⑦。唐代谏禁泼寒胡戏也和这种夷乐乱政的文化观念密切相关。唐代十部伎中除燕乐、清乐外，尤以西凉、天竺伎位居显要。同样是胡俗，同样是健舞，为什么源自龟兹的西凉伎与来自印度的天竺伎后来均成为宫廷十部伎乐制之重要成分，而出入十部伎之龟兹、高昌、康国乐部的泼胡乞寒却一再被禁断？ 可能是西凉伎、天竺幻戏有着较为单一的歌舞、杂技表演形态，参与人众不多，与泼寒胡戏相比，远远谈不上什么规模。据《通典》，西凉伎起于苻坚、立名于北魏，被称为国伎、盛行于隋唐，变龟兹乐为之[11]（卷146，P764），也有扬眉动目、东顿西倒、张狂乖戾的竞技角力动作⑧。而显庆元年(656)正月，“（高宗）御安福门，观大酺，有伎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诏禁之。”[6]（卷34，P628）《新唐书·礼乐志》也说：“天竺伎自断手足，刺肠胃，高宗恶其惊俗，诏不令入中国。”[1]（卷22，P479）天竺幻戏亦因损伤肢体一度被禁。但西凉伎、天竺伎主要展示的毕竟是舞台上一二角色的高超演技、惊人胆力，亦或充满异域情调的舞蹈身段。与风靡一时的泼寒胡戏“阗城溢陌”、“裸体跳足”、行进巡演、观演互动的群体狂欢场景相比，其参与人众有限，亦不会带来鱼龙混杂、酿乱贻祸、激发社会矛盾的社会影响，因为自则天末年以来，泼寒胡戏引起王公贵族极大兴趣，扰动宫廷权力纷争[12](P95)。泼寒胡戏仪式表演中夷乐乱政的礼俗冲突，以及观演群体的扩大易牵动政治权力角逐的背景，决定了其裸体跳足、挥水投泥以表现胡风胡俗的仪式表演部分，以及用夷骑布阵、对垒征伐以渲染战争之象的竞技打斗部分被宫廷禁断。 三、民间失禁与仪式剧——戏弄搬演形态 需要注意的是，唐代禁断泼寒胡戏的时间，仅集中在神龙二年至开元元年这八九年间，波及地域也仅在东都、北都坊邑和长安辐射地带，影响范围或许只限于宫廷和某些上层社会圈子里。从唐中叶后文人笔记、佛经文献及敦煌歌辞中民间表演泼寒胡戏的片断记载可知，张说疏中“自是此戏乃绝”的说法并非事实，民间观演泼寒胡戏并未受到太大冲击，如《唐戏弄》所云“在唐代此剧中之歌、舞、演三项之重点与特征，皆有一定，只宫廷与民间之表现，难免隆杀之分”[4](P586)，其民间搬演形态还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戏剧性飞跃。在泼寒胡戏的乞寒仪式和竞技征伐表演被禁断时，其涉及综合性表演形态的歌舞、曲调、杂技、伴奏乐器及戏弄成分在分化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