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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智取威虎山》六个版本的演变为主要考察对象，从“权力话语”、“朋友的身体与敌人的身体”、“世俗性身体的退场与革命性身体的入场”以及“神性的在场与身体的规训”几个方面，具体分析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身体图景所发生的改变及其原因，探讨这些改变所凸显出的权力烙印于身体之上的方式。本文指出，多层面、长时期、高强度的规训生成《智取威虎山》以及革命样板戏的身体图景：一个缺席在场的人物、两种身体形象以及三个固定的角色。 【作者简介】周夏奏，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人民出版社于1971年7月出版了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贴塑软精装本，兼收剧本、剧照、主旋律乐谱、舞蹈动作说明以及舞台美术设计(内含大量图表)。在“人物造型说明”一栏，对于杨子荣的形象，有如下一段说明： 形象要求：年青、机智、挺拔、庄重、高大、整洁。 第一、三、四场军装要求：同参谋长。第五场起改扮胡彪后的服装色彩要明朗。大衣面深棕色，要深而不黑。大衣里用白色小羊皮，要白而不刺眼。内穿打衣裤颜色要黑。围巾用白色无光纺，色彩要白。腰带要板而宽，可稍带一些暖灰色调的白色。第十场的红值星带的两道金边要亮。皮帽不宜过大，戴时略往右侧一点。① 在这段说明中，除“机智”是属于精神特质层面外，其他所有的造型规定都指向身体层面，并且这些规定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观众、读者很容易就能识别。 不惟如此，对于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遵照了这一规定：团参谋长必须是“年青、英俊、挺拔”，“军装色彩要鲜明，质料要挺。领章要鲜红，帽徽要净亮，军帽要有方型的轮廓”；群众的形象除“要反映当时的历史条件”之外，“也要好看”，而且“翻身前后要有明显的对照”；群匪的形象除“狠毒、残暴、阴险、杂乱”之外，则必须强调他们的国民党政治土匪的特性，因此他们的服装要求是“国民党黄狗皮占多数，还有美式茄克、日式大衣和军装，也有地主的长袍马褂……，“色彩灰暗，色调偏冷”②。 如是身体图景的绘制和生成，具有一个培育的历史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不仅存在于革命现代戏本身，也与早期的红色戏剧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而革命样板戏则是这一过程的极端体现。从延安时期的秧歌剧运动和旧戏曲改造，到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戏改”，再到革命样板戏，有着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自50至7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不断要求文艺创作准确传达政治信息，但如阎立峰所述：“革命思想在通过文学(指小说、话剧和电影)进行传输的过程中”，可能“产生能量损耗和杂质渗入”，因此，对于这些传输过程，必须进行巨细靡遗的监管③。这一指导思想在秧歌剧运动与旧戏改革中已露端倪，而在革命样板戏中登峰造极。周扬关于秧歌剧的文章已经暗示出这条线索的指向：“新的秧歌从形式上看是旧的秧歌的继续和发展，但在实际上已是和旧的秧歌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因为“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除去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为用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④。马少波关于后来“戏改”的一篇文章更直接表明，舞台形象的纯洁性与意识形态性是戏剧改革的关键所在。在详细列举了旧戏曲舞台上十六种病态、丑恶、歪曲的形象之后，马少波写道： ……落后的舞台形象，在处理上大致可分两类：一为毫无保留应革除的，如小脚、打赤膊、擤鼻涕、吐痰、喝尿、淫亵的比划、摇帐子、戴奶头、戴肚兜、淫词秽语、酷刑凶杀、检场人出现、走尸、台上饮场、出台把场等等，实在是应该坚决革除的……⑤除“淫词秽语”涉及语言之外，其他所有被认为应该革除的形象都指向身体层面，并且相关规定较周扬的说法明显更为细化。延至革命样板戏，这种创作思想与倾向趋于极致。权力话语通过规训样板戏演员的身体，使政治信息附着于身体之上，从而使得这类身体具有清晰传达政治信息并再确认权力的功效⑥。这种身体显然是被抽离了世俗性的身体，是一种阶级性、革命性或政治性身体。王墨林在其开创性的研究文章《没有身体的戏剧——漫谈样板戏》中指出样板戏是一种“没有身体的戏剧”，即是因为在样板戏的舞台上，只能“看到阶级属性的身体，却找不到人的身体”⑦。 就革命现代戏而言，其身体图景的绘制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修改，从脚本到舞台(银幕)实践，因此，必须置身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可以更好地进行思考和讨论⑧。本文以《智取威虎山》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年鉴史学派所采用的角度，探究其中身体图景的流变与生成，从而为思考革命样板戏中的身体问题提供某种理论可能性。 《智取威虎山》前后共历六个版本：1958年上海京剧院版、1964年汇演演出本、1964年10月修订本(载《剧本》1964年12月号)、1967年《红旗》第8期版、1969年《红旗》第11期版(1969年10月演出本)以及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1970年7月演出本，也是电影版的剧本)⑨。本文将具体分析这六个版本的更替与演变，详细讨论其身体规训的过程与原因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