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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在论述革命的出发点时曾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1)在毛泽东看来，面对“朋友”与“敌人”的态度必须截然对立，“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12)。文艺工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因此，“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应该歌颂(1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发表的这些意见不仅为他的文艺思想定下基调，也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创作与实践指明了方向。具体到戏剧方面，1944年，在观看了延安平剧院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创作者，阐述其关于舞台身体呈现的意见：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14)但这个意见在当时似乎还并未引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如何更好地表现劳动大众的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很好地加以解决。因此在三十年之后的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又两次“批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15) 至“文革”，毛泽东的这些语录不仅成为最高指示，更成为文化革命得以进行的根本保证。“文革”旗手、革命样板戏的主要负责人江青在其纲领性文件《谈京剧革命》中继续沿用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精神：“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的真正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16)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当时官方意识形态认为，迄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封建主义的一套”、“资产阶级的一套”必须予以取缔、引导、改正。 就革命样板戏的人物身体规训而言，首先是管制身体出现的时间与某些身体的出现，要减少敌人身体场上表现的时间，增加英雄人物的出场时间。比如，《智取威虎山》1964年10月修订本，在保留了1958年演出的既有结构的基础上，删去了定河道人上山当面指认杨子荣的情节；在压缩反面人物的同时，适当加强了杨子荣、少剑波的唱念做打。当然，这种时间上的调整还只是小修小补，戏剧改革随着文化革命的酝酿开始迎来大刀阔斧的改变。1963年末，江青正式接手《智取威虎山》，于是我们看到剧情设计和身体表演方面开始出现重大调整，一些身体被取缔，另一些身体被强力推出。1967年版不仅删去了1964年修订版中的李秀娥、一撮毛、一撮毛妻、定河老道、小道士等反面人物，而且调整了正面人物的出场，删去了刘勋苍，增加了革命群众常宝和常猎户；1964年修订版人物表中的“八金刚”、“匪徒各数人”，在1967年版里变成了“众匪”，在1969年版中则又变成了“众‘金刚’”、“匪徒若干人”；1969年版里的“匪副官长”，在1971年版中，被并入“匪徒若干人”。 在当时强烈的意识形态语境下，革命现代戏必须集中表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甚至成为当时戏剧(电影)的惟一主题——舞台(银幕)要对如何呈现敌人的身体有立场分明的认识(17)，这便涉及到舞台(银幕)突出谁的身体问题，“三突出”原则的提出比较理想地解决了革命样板戏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关于“三突出”，江青曾说她并未提出这一原则，她确实强调过：“我们搞革命现代戏，主要是歌颂正面人物”(18)；“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19)；必须突出正面人物以及其中的英雄人物。显然，于会泳于1967年5月提出“三突出”原则，绝非个人杜撰，而是江青的相关文艺言论的合理推导(20)。于会泳的“三突出”原则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后经姚文元修改，“三突出”原则正式出炉：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从1958年版到1971年版，《智取威虎山》各个版本人物表的沿革鲜明体现了“三突出”原则。1964年版人物表似乎为了照顾版面的整齐，存在让敌人的位置居于正面人物之上的嫌疑；1967年版的安排即变为整齐的战士、群众、敌人的顺序；如果说1967年版人物表只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那么，1969年版则明显贯彻了“三突出”原则的后两条：杨子荣、少剑波、李勇奇和常宝四人排在最前端——突出英雄人物；而杨子荣自此之后则始终居于首位——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人物表的变化是从宏观上把握“敌我”双方身体展示的问题，具体各场景人物位置安排则体现了一种相对微观的处理。北京电影制片厂《智取威虎山》摄制组的文章，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处理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 现在我们的拍摄方法，是在用大全景粗略地反映了一下威虎山的全貌之后，很快地就是杨子荣随着一道强光闪进画面，紧接着跳成特写，细致地去表现他藐视群匪、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而有意省略了众匪徒张牙舞爪的凶相的镜头。在拍摄杨子荣战胜座山雕等匪徒的盘问、威逼的戏时，我们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为了表现杨子荣压倒群匪的气概，我们便想方设法地让英雄处在最突出的画面位置上、最好的光线下和最好的背景前……造成我大敌小的效果……我们总是使杨子荣处在画面视点的中心，而把敌人处理到画面的次要位置上。(21) 我们从杨子荣“登台阶”这个简单的举动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身体位置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性。在1967年版中，当座山雕任命杨子荣为团副时，杨子荣是“(行匪礼)谢三爷提拔”，而在1969年版中就改成“(登上台阶)谢三爷提拔”；1967年版杨子荣命令八连长“加岗哨”时，没有任何动作说明，而1969年版杨子荣是“(登上台阶)”再发命令——因为紧接着，座山雕就要站起来离开座位摔倒栾平，如果杨子荣不是登上台阶，那么座山雕就将身处高于杨子荣的位置，不利于彰显英雄人物始终处于“压倒群匪”的状态中；在1969年版与1971年版中，杨子荣又两上两下木墩，都是为了表现他压倒群匪的气概与展望胜利的豪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