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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集体改编及演出《智取威虎山》(1970年7月演出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8页。 ③阎立峰：《载体的选择与样板戏的神话》，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编《弦歌一堂论戏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④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441页。 ⑤马少波：《清除病态、丑恶、歪曲的舞台形象》，周靖波主编《中国现代戏剧论》下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版，第12页。 ⑥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权力“规训与惩罚”身体的运作机制。在福柯看来，施加于身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也不该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与运作。权力的这一运作机制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身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与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并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如此，一种被规训的身体就被制造出来，为完成政治任务、表现政治仪式和传递政治信号提供工具与媒介(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28页，第156页。)福柯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权力已经渗入身体，管制并形塑身体，但生产身体只是权力与身体关系的第一阶段，被生产出来的身体还具有再生产性，能够与权力形成共谋，再生产权力与驯顺的身体；其二，生产与再生产都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交织在一起，应该被置于时间之流中进行考察。 ⑦王墨林：《没有身体的戏剧——漫谈样板戏》，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号。 ⑧关于样板戏的修改可以巨细靡遗到何种程度，赵丹与王元化为我们提供了绝佳事例。赵丹在其“临终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载《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中，曾这样激愤地写道：“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王元化在《论样板戏及其它》(周靖波主编《中国现代戏剧论》下卷)一文里也说起过一个类似的细节：“打虎上山”一场，杨子荣起初是穿豹皮，外加大衣，但江青认为，豹皮匪气太重，有损杨子荣的英雄形象，因此从传统说部里借来一个形象，让杨子荣穿虎皮。 ⑨戴嘉枋认为1967年版是《智取威虎山》的第三稿剧本，并不正确。因为据戴嘉枋的记录，在1964年7月17日的演出中，还有玫瑰花调戏杨子荣的一场戏，但是在1964年10月的修订本(发表于《剧本》1964年12月号)中，已经没有了玫瑰花这个角色，“调戏”一场更是无从谈起，那么显然，1964年演出前后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1967年版只能是第四稿剧本。相关讨论，参见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⑩黄金麟指出：“‘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指称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称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模造。这种社会加诸自然条件上，从而产生的身体改变，是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想要凸示的景况。”(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2)毛泽东：《坚持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3)(2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4)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载《红旗》1967年第9期。 (15)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载《红旗》1967年第9期。 (16)(18)江青：《谈京剧革命》，载《红旗》1967年第6期。 (17)此类文献有如恒河沙数，比如初澜在《京剧革命十年》一文(载《红旗》1974年第7期)中宣扬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艺战线上的历次重大斗争。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号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解放军报》更是直接刊载“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载《红旗》1966年第7期)，文中写道：“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19)江青：《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载《红旗》1967年第9期。 (20)费正清指出：“江青试图建立革命的教育、艺术和文学的文化上层建筑的努力，起源于40年代毛在延安所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设想和方法。”(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21)北京电影制片厂《智取威虎山》摄制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我们是怎样把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搬上银幕的》，载《红旗》1971年第3期。 (22)在白茹身上所发生的改变，可以说是一个由来的共识。早在小说《林海雪原》出版不久，评论家侯金镜就写了一篇推荐文章，但在基本肯定了小说的步调之后，立即提出批评意见，矛头直指白茹及其爱情：“这个人物是失败的……本来，在那样紧张的战斗环境里，对白茹这一少女初恋的感情，做那样仔细的描写，已经成为结构上的赘疣了，何况白茹的精神境界，表现在爱情上的，又是那样的狭窄和卑俗……这也就不能不牵涉到少剑波这人物，他在和白茹的爱情而又是上下级的关系所表现的矜持、不自然，也和他的英勇果断的品质格格不入……在实际生活中，小分队里恐怕也不会有白茹这样性格的人物，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一种爱情(若有，也应该是被批判的对象了)。”(参见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载《文艺报》1958年第3期。)《北京日报》上一篇文章则写道：“小白鸽白茹是个失败的妇女形象，读过小说《林海雪原》的读者这样感觉，不少文艺批评文章也这样公正地指出。”(田禾：《女英雄还是装饰品：从小白鸽谈到妇女英雄形象的创造》，载《北京日报》1961年6月10日。)报纸上一篇“农村来信”也说：“刚才有人说白茹的味儿不对头，不像老八路的女兵，这话一点儿不假。”(《我们公社也讨论得挺热闹——农村来信》，载《北京日报》1961年6月10日。) (23)相关讨论，参见孟悦《女性表象和民族神话》，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4月号。 (25)章力挥：《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京剧〈智取威虎山〉的表导演谈起》，上海艺术研究所《新剧作》编辑部编《戏曲现代戏导演表演论文集》，1985年版，第26页。 (26)亦见于其他样板戏。比如在《杜鹃山》(1973年9月北京京剧团演出本，王树元等编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铁窗训子”一场中，雷刚误会柯湘，认为“我与毒蛇胆，结下世代仇怨；她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群众雷刚以个人仇恨的逻辑来推理革命者柯湘的想法，革命者的逻辑却全然不同，杜妈妈“崇敬地”说道：“她，党的嘱托记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 (27)身体的革命性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唱腔。一篇题为《满腔热情 千方百计——关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音乐形象的几点体会》的文章(载《红旗》1970年第2期)曾这样写道：“就拿杨子荣的唱腔来说，你说是老生腔吗？但其中又有很多武生、小生甚至花脸的唱腔因素，很难说是什么‘行当’。同样，常宝的唱腔，从‘行当’来说，既非青衣，又非花旦，从‘流派’来说，既非梅派，又非程派。它是什么‘行当’？我们说它只是常宝‘这一个’人物的唱腔。它是什么‘流派’？什么‘流派’也不是，干脆说：革命派！” (28)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二版)，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希林以这个概念批评古典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身体观的双重立场：身体在这些研究中虽然在场，但不是像古典社会学那样被视为想当然的前提而置于隐而不显的位置，就像社会建构论者那样，因为关注社会关系对于身体的建构，从而忽视了身体的生物性存在。这个批评可以与黄金麟关于“身体生成”概念的陈述、神性人物缺乏肉身性的在场和样板戏中身体世俗性的衰退，相互参照。 (29)一个可用于对比的事例，参见1964年11月版《红灯记》，李奶奶是“站起”然后说道：“那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后来，中国共产党出世了……”；然而，电影版却并非如此。在电影中，李奶奶先描述了那时的情况，在说完“后来”之后，才满怀喜悦地“站起”说“中国共产党出世了”。这种细微的修改可以看出样板戏身体规训的程度。 (30)这类例子在革命样板戏中俯拾皆是。比如电影版《沙家浜》中的如下一段“合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八千里风雪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烈日喷炎晒不死，严寒冰雪郁郁葱葱，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瘢迹重重，更显得枝如铁，干如铜，蓬勃旺盛，倔强峥嵘，崇高品德人称颂，俺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这段合唱更显示出精神力量与身体受虐之间循环论证的关系。在革命身体观看来，精神力量可以使得革命者抵抗住任何身体上的摧残，身体上的摧残又反过来证明精神力量的强大。 (31)在《红灯记》中，鸠山笼络李玉和的第一个招数也是吃喝。关于这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胡志毅《国家的仪式：中国革命戏剧的文化透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十一章第三节。 (32)毛泽东所主张的革命身体观集中体现在下面这段文字中：“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05—906页) (责任编辑：admin) |